第47章（1 / 1）
刘亚楼善激人，自己也最怕被激。前方将士在美机下挨炸弹，他的心在流血，恨不得亲自上前线。他边和参谋长王秉璋打电话，边把桌子擂得咚咚响：咱们空军是干什么吃的？美国飞机欺人太甚，咱们得打！部队少？部队少也得干！形势逼迫我们不能建好了再打，而要边建边打，在战斗中锻炼成长。
喷气式都已改装好了，是马是骡子得拉出去遛遛。空军指战员求战心切，群情激昂的“请战书”和血书一交一大摞。四面求援，上急下切，刘亚楼倒冷静下来，自己是空军当家人，牵一发而动全身，可不能意气用事，打莽撞仗，必须实事求是，双肩顶起泰山。空军不比陆军拼刺刀，光勇敢不行，勇敢加技术，才能胜任空战。他给志司领导人发电报，讲明空军的情况；他下到飞行部队，稳定指战员的情绪，号召他们提高飞行技术，“缩短训练场到战场的距离”。
陆军部队一批接一批北上，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而空军部队却还在演练，还在等着苏制米格－15歼击机大批量运来改装。
总算可以北上了，却因天气不好，大多数飞行员还没有飞过复杂气象，只好又呆着，这一呆又是大半个月。
11月，经美国总统批准，美国空军开始发动为期两周的“空袭战役”。“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命令远东空军司令乔治·斯特莱梅耶以及所有作战机组人员，“以最大的力量”，“摧毁在满洲边界上的朝鲜这一端的全部国际桥梁”和由边界往南直至战线区域的“所有交通工具、军事设施、工厂、城市和村庄”。空袭战役期间，“联合国军”每天出动各型飞机达1000余架次。
在中朝两国政府的呼唤和期待中，斯大林终于在11月初作出了派空军参战朝鲜战争的决定。首次参战的3个歼击航空兵师配置在中国境内的鞍山和安东等机场，装备均为一色的米格－15歼击机。苏联空军的任务是：掩护朝鲜北部的交通线和机场、中国东北部的工业和行政中心，以及鸭绿江大桥等目标。不久后，这3个歼击航空兵师合编为第64歼击航空兵军，军长为别洛夫中将。以苏联远东军区空军司令克拉索夫斯基上将为首的苏联空军作战组，对苏军参战的航空兵部队实施总的领导。
见习空中指挥
由于刘亚楼长达8年的留苏经历和大将之才，中、苏两国空军的关系搞得不错，只要有机会，刘亚楼总要和苏联空军同行切磋航空兵的指挥艺术和空战战术。为了让一线指挥员熟悉组织出动和指挥空战的一套程序，刘亚楼在克拉索夫斯基上将陪同下，特地带上准备出任志愿军空军司令员的刘震及空四师指挥班子，于11月8日前往驻安东浪头基地苏军别洛夫中将的前线指挥所，“临时抱佛脚”见习空中作战指挥。
由于没有进驻朝鲜境内机场，在整个抗美援朝期间，中苏两国的作战飞机，都是从安东升空，飞到朝鲜空域作战的。
指挥人员靠雷达和飞行员报告了解情况，用图标、无线电指挥作战。还有的人在室外用望远镜观察空战。
这天是苏联空军和侵朝美国空军的首次交战。相比之下，苏军航空兵的作战条件比美军复杂得多，比如不能在中朝军队所占地区以外的空域作战、不能在中立水域上空作战，而且苏军飞行员空中通讯联络只能用汉语（每位飞行员领有一张卡片，上面是一些注有俄语读音的汉语和朝鲜语的飞行常用语）。所有这些，都是斯大林出于他所谓的政治考虑，最大限度地限制苏军参战空军的作战方域和隐蔽参战方式，以免卷入和美国的更大冲突。因此，每个飞行员出国前无一例外都要写下保证书，宣誓他们将决不会泄露到朝鲜战场参战的事实，并宁死不做美国人的俘虏。后来作战虽然大都在这个限制范围内，不过，老毛子照拼音说汉语本来就别扭，上天后一打，着急了，那母语还不顺口就溜出来？后来美国人也知道有老毛子参战，也不吭气也没摊牌。冷战时期的这两个超级大国彼此心照不宣地在空中“沉默”交战，谁也不想把事情闹大。
根据苏方安排，刘亚楼一行先在地面指挥所的标图桌上观看双方空中航线变化。在双方接近展开角逐时，为了方便中国空军同行观摩，别洛夫军长特地把他的指挥位置移到室外，实行临空指挥。
斯大林制定的诸多禁令，给苏联空军平添了许多困难，严重妨碍了他们战斗力的充分发挥，但尽管如此，苏军航空兵在首次交战中还是打了个开门红。第28歼击航空兵师中尉飞行员谢戈列夫中尉（呼号为中文“李”）首次击落美军野马式战斗机一架，他所驾驶的飞机已被喷漆涂成了中国空军飞机的颜色。
中国空军参战应采取何种作战方针，这又是个必须慎之又慎的问题。敌我双方空军兵力对比悬殊，如果贸然将弱小的中国空军投入战斗，后果难以预料。要达到战胜强大之敌、并在战斗中成长壮大的目的，就要有切合实际的作战计划。在战术上向来重视敌人的刘亚楼，经过充分考虑，并和党委研究，明确提出了“积蓄力量，选择时机，集中使用”的作战方针。
苏方对中国空军的作战方针不理解，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大将为此还与刘亚楼争执，并找到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说：你们太谨慎了，打仗哪能没有牺牲，大不了损失一些飞机和飞行员。 ↑返回顶部↑
喷气式都已改装好了，是马是骡子得拉出去遛遛。空军指战员求战心切，群情激昂的“请战书”和血书一交一大摞。四面求援，上急下切，刘亚楼倒冷静下来，自己是空军当家人，牵一发而动全身，可不能意气用事，打莽撞仗，必须实事求是，双肩顶起泰山。空军不比陆军拼刺刀，光勇敢不行，勇敢加技术，才能胜任空战。他给志司领导人发电报，讲明空军的情况；他下到飞行部队，稳定指战员的情绪，号召他们提高飞行技术，“缩短训练场到战场的距离”。
陆军部队一批接一批北上，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而空军部队却还在演练，还在等着苏制米格－15歼击机大批量运来改装。
总算可以北上了，却因天气不好，大多数飞行员还没有飞过复杂气象，只好又呆着，这一呆又是大半个月。
11月，经美国总统批准，美国空军开始发动为期两周的“空袭战役”。“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命令远东空军司令乔治·斯特莱梅耶以及所有作战机组人员，“以最大的力量”，“摧毁在满洲边界上的朝鲜这一端的全部国际桥梁”和由边界往南直至战线区域的“所有交通工具、军事设施、工厂、城市和村庄”。空袭战役期间，“联合国军”每天出动各型飞机达1000余架次。
在中朝两国政府的呼唤和期待中，斯大林终于在11月初作出了派空军参战朝鲜战争的决定。首次参战的3个歼击航空兵师配置在中国境内的鞍山和安东等机场，装备均为一色的米格－15歼击机。苏联空军的任务是：掩护朝鲜北部的交通线和机场、中国东北部的工业和行政中心，以及鸭绿江大桥等目标。不久后，这3个歼击航空兵师合编为第64歼击航空兵军，军长为别洛夫中将。以苏联远东军区空军司令克拉索夫斯基上将为首的苏联空军作战组，对苏军参战的航空兵部队实施总的领导。
见习空中指挥
由于刘亚楼长达8年的留苏经历和大将之才，中、苏两国空军的关系搞得不错，只要有机会，刘亚楼总要和苏联空军同行切磋航空兵的指挥艺术和空战战术。为了让一线指挥员熟悉组织出动和指挥空战的一套程序，刘亚楼在克拉索夫斯基上将陪同下，特地带上准备出任志愿军空军司令员的刘震及空四师指挥班子，于11月8日前往驻安东浪头基地苏军别洛夫中将的前线指挥所，“临时抱佛脚”见习空中作战指挥。
由于没有进驻朝鲜境内机场，在整个抗美援朝期间，中苏两国的作战飞机，都是从安东升空，飞到朝鲜空域作战的。
指挥人员靠雷达和飞行员报告了解情况，用图标、无线电指挥作战。还有的人在室外用望远镜观察空战。
这天是苏联空军和侵朝美国空军的首次交战。相比之下，苏军航空兵的作战条件比美军复杂得多，比如不能在中朝军队所占地区以外的空域作战、不能在中立水域上空作战，而且苏军飞行员空中通讯联络只能用汉语（每位飞行员领有一张卡片，上面是一些注有俄语读音的汉语和朝鲜语的飞行常用语）。所有这些，都是斯大林出于他所谓的政治考虑，最大限度地限制苏军参战空军的作战方域和隐蔽参战方式，以免卷入和美国的更大冲突。因此，每个飞行员出国前无一例外都要写下保证书，宣誓他们将决不会泄露到朝鲜战场参战的事实，并宁死不做美国人的俘虏。后来作战虽然大都在这个限制范围内，不过，老毛子照拼音说汉语本来就别扭，上天后一打，着急了，那母语还不顺口就溜出来？后来美国人也知道有老毛子参战，也不吭气也没摊牌。冷战时期的这两个超级大国彼此心照不宣地在空中“沉默”交战，谁也不想把事情闹大。
根据苏方安排，刘亚楼一行先在地面指挥所的标图桌上观看双方空中航线变化。在双方接近展开角逐时，为了方便中国空军同行观摩，别洛夫军长特地把他的指挥位置移到室外，实行临空指挥。
斯大林制定的诸多禁令，给苏联空军平添了许多困难，严重妨碍了他们战斗力的充分发挥，但尽管如此，苏军航空兵在首次交战中还是打了个开门红。第28歼击航空兵师中尉飞行员谢戈列夫中尉（呼号为中文“李”）首次击落美军野马式战斗机一架，他所驾驶的飞机已被喷漆涂成了中国空军飞机的颜色。
中国空军参战应采取何种作战方针，这又是个必须慎之又慎的问题。敌我双方空军兵力对比悬殊，如果贸然将弱小的中国空军投入战斗，后果难以预料。要达到战胜强大之敌、并在战斗中成长壮大的目的，就要有切合实际的作战计划。在战术上向来重视敌人的刘亚楼，经过充分考虑，并和党委研究，明确提出了“积蓄力量，选择时机，集中使用”的作战方针。
苏方对中国空军的作战方针不理解，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大将为此还与刘亚楼争执，并找到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说：你们太谨慎了，打仗哪能没有牺牲，大不了损失一些飞机和飞行员。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