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到六零边疆当校长 第140节（3 / 4）
孙梅来信提到了此事，刘惠、张雅琴等都为她担心。李卫国等人在她面前说话更加“语重心长”，仿佛早已预见此事。
单位内部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有领导认为，应该更稳妥一些，建议舒染对手册中一些敏感或可能引起争议的表述进行修改，甚至可以考虑暂缓出版，以待时机更成熟再议。
一天晚上，韩局长特意让舒染留下来。
“外面的声音，你都听到了吧？”韩局长点燃一支烟，问道。
“听到了。”舒染点头。
“怕吗？”
舒染沉默片刻，抬起头，“局长，说实话，有点压力。但我不怕。手册里写的每一个字，都是我和无数基层教育工作者用走出来干出来的。它可能不符合某些人的理论，但它真实有用。如果因为怕争议就不敢发声，那我们就永远无法让更多人了解边疆教育的真实情况，也无法推动那些真正适合基层的办法被看见被应用。”
韩局长深深吸了一口烟，烟雾缭绕中，他说：“你说得对，我们兵团人什么时候怕过争议？当年垦荒戍边，面对的条件比现在艰苦百倍，流言蜚语也不少，我们不也一步步走过来了。你这本书，不仅仅是你个人的成绩，更是我们兵团教育事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进步，它代表了一种声音，一种来自基层声音，这个声音，必须发出去。”
他掐灭烟头，“出版计划不变，一切按原计划进行，你只管把最后的工作做好。”
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和前期不断的舆论发酵，手册终于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出版发行了。
淡黄色的封面，朴素的装帧，扉页上印着“兵团教育组编舒染主编著”的字样。当舒染第一次将新书捧在手里时，眼眶忍不住有些湿润。这一册书凝聚了她太多心血，也承载了太多人的期望。
书籍发行后，最初的反响是热烈而积极的。尤其是广大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基层教育工作者，对这本书颇有好评。书中所描述的困难，他们感同身受；书中所提供的土办法，他们觉得能解需求。来自这些地区的赞扬信、感谢信一封封发向出版社和教育局，许多基层教师来信诉说这本书给他们工作带来的实际帮助和巨大鼓舞。
“看了舒老师的书，我才知道，原来我们那些被看不起的土办法，也是有价值的！”
“这本书给我们这些在艰苦地区摸索的人指明了方向！”
“感谢舒老师没有忘记我们这些最一线的教育工作者！”
紧接着，争议和批评的声音也如约而至。
一些教育理论界的学者在专业刊物上发表文章，对手册提出了批评。这些批评文章颇具杀伤力。很快，一些教育类的报纸、杂志上也出现了跟进讨论的文章，形成了支持与反对两派观点激烈交锋的局面。
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生存教育”与“文化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基层探索与普遍规律、大形势的教育方针如何协调等问题上。
舒染的名字，连同她的理念，一次次出现在这些争论文章中，被反复剖析、讨论。
她一下子被推到了全国教育舆论的风口浪尖。
舒染所在的单位内部的氛围也变得微妙起来。支持者认为舒染为兵团争了光，敢于发声；而一些原本就持保留态度的人，则在私下议论，认为舒染风头出得太大，给局里惹来了不必要的麻烦。
面对这毁誉参半的局面，舒染照常上班，下班，修改下一阶段的工作计划，仿佛外界的纷扰与她无关。
只有和舒染亲近些的人知道，她书桌上除了工作文件，也多了许多来自各地的报刊，上面用红笔圈点出那些关于她的讨论文章。
她在看，在思考。
舒染没有急于站出来反驳那些批评。因为她知道，有些争论靠的不是一时的口舌之快，而是时间的检验和实践的证明。
这天，她收到了一封特别的信。信封上的落款是“畜牧连的王桂兰和李秀梅”，而信封里，除了舒染熟悉的笔迹，还夹着几片用炭笔写满了字的杨树皮。
信里说，她们跑遍了周围几个教学点的老师，询问他们对那本手册的评价，听说老师们把手册里适合的方法都挑出来，一条条试，效果很好。
这片树皮是从那些教育点里挑出来的，教学点的老师们非要让她寄过来的。
看着树皮上面稚嫩的字迹，上面表达着对她的思念和赞美，舒染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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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内部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有领导认为，应该更稳妥一些，建议舒染对手册中一些敏感或可能引起争议的表述进行修改，甚至可以考虑暂缓出版，以待时机更成熟再议。
一天晚上，韩局长特意让舒染留下来。
“外面的声音，你都听到了吧？”韩局长点燃一支烟，问道。
“听到了。”舒染点头。
“怕吗？”
舒染沉默片刻，抬起头，“局长，说实话，有点压力。但我不怕。手册里写的每一个字，都是我和无数基层教育工作者用走出来干出来的。它可能不符合某些人的理论，但它真实有用。如果因为怕争议就不敢发声，那我们就永远无法让更多人了解边疆教育的真实情况，也无法推动那些真正适合基层的办法被看见被应用。”
韩局长深深吸了一口烟，烟雾缭绕中，他说：“你说得对，我们兵团人什么时候怕过争议？当年垦荒戍边，面对的条件比现在艰苦百倍，流言蜚语也不少，我们不也一步步走过来了。你这本书，不仅仅是你个人的成绩，更是我们兵团教育事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进步，它代表了一种声音，一种来自基层声音，这个声音，必须发出去。”
他掐灭烟头，“出版计划不变，一切按原计划进行，你只管把最后的工作做好。”
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和前期不断的舆论发酵，手册终于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出版发行了。
淡黄色的封面，朴素的装帧，扉页上印着“兵团教育组编舒染主编著”的字样。当舒染第一次将新书捧在手里时，眼眶忍不住有些湿润。这一册书凝聚了她太多心血，也承载了太多人的期望。
书籍发行后，最初的反响是热烈而积极的。尤其是广大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基层教育工作者，对这本书颇有好评。书中所描述的困难，他们感同身受；书中所提供的土办法，他们觉得能解需求。来自这些地区的赞扬信、感谢信一封封发向出版社和教育局，许多基层教师来信诉说这本书给他们工作带来的实际帮助和巨大鼓舞。
“看了舒老师的书，我才知道，原来我们那些被看不起的土办法，也是有价值的！”
“这本书给我们这些在艰苦地区摸索的人指明了方向！”
“感谢舒老师没有忘记我们这些最一线的教育工作者！”
紧接着，争议和批评的声音也如约而至。
一些教育理论界的学者在专业刊物上发表文章，对手册提出了批评。这些批评文章颇具杀伤力。很快，一些教育类的报纸、杂志上也出现了跟进讨论的文章，形成了支持与反对两派观点激烈交锋的局面。
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生存教育”与“文化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基层探索与普遍规律、大形势的教育方针如何协调等问题上。
舒染的名字，连同她的理念，一次次出现在这些争论文章中，被反复剖析、讨论。
她一下子被推到了全国教育舆论的风口浪尖。
舒染所在的单位内部的氛围也变得微妙起来。支持者认为舒染为兵团争了光，敢于发声；而一些原本就持保留态度的人，则在私下议论，认为舒染风头出得太大，给局里惹来了不必要的麻烦。
面对这毁誉参半的局面，舒染照常上班，下班，修改下一阶段的工作计划，仿佛外界的纷扰与她无关。
只有和舒染亲近些的人知道，她书桌上除了工作文件，也多了许多来自各地的报刊，上面用红笔圈点出那些关于她的讨论文章。
她在看，在思考。
舒染没有急于站出来反驳那些批评。因为她知道，有些争论靠的不是一时的口舌之快，而是时间的检验和实践的证明。
这天，她收到了一封特别的信。信封上的落款是“畜牧连的王桂兰和李秀梅”，而信封里，除了舒染熟悉的笔迹，还夹着几片用炭笔写满了字的杨树皮。
信里说，她们跑遍了周围几个教学点的老师，询问他们对那本手册的评价，听说老师们把手册里适合的方法都挑出来，一条条试，效果很好。
这片树皮是从那些教育点里挑出来的，教学点的老师们非要让她寄过来的。
看着树皮上面稚嫩的字迹，上面表达着对她的思念和赞美，舒染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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