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不清 第118节（1 / 4）
明朝的财政体系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特别也最混乱的，或者说根本就没个体系，是个缝合加臆想的怪物，纯粹的四不像，还开了历史的倒车。
老朱可能是想把国家当做一个大家族来管理，他是族长，权力必须至高无上且一言九鼎，所有政策都得以这个为前提来制定。
在财政体系上，两京十三省就是大房和十三个姨太太，每房每年交上来多少孝敬是固定的，他这个族长再按照心情把生活费发下去，额度也是固定的。
大房多一些、有儿子的多一些，赶上谁家有个灾有个病的，大家凑一凑也就顶过去了。母慈子孝、兄终弟及、和和睦睦，谁也别犯红眼病，国家就和睦了。
如果家族里的人都听话，能做到早请示晚汇报，谁都不许有非分之想，且邻居家也不过来闹事，那这套体系确实挺好的。
但是能做到这几点也就用不着他来当族长了，这不就是人民具有极高思想觉悟，把劳动当做第一需要，不给工资也得哭着喊着干活的理想社会了嘛。
从唐代开始，统治者就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如果不制定统一的货币体系就无法把财政货币化，不能货币化就无法有效管理调控。所以发明了两税法，以铜钱为基准计算全国财政。
到了宋代，货币计算体系又进了一步，几乎出现了国家预算的雏形，货币做为主要结算方式，极大的促进了经济发展。
但到了朱同志这里，可能是因为从小数学不好，或者过于淳朴的思维模式，天生厌恶货币，认为钱是万恶之源，只要少提钱就不会出现贪腐之风，治下也就平安无事了。
所以在他的主持下，大明的财政体系里不光没有了货币为主的计算基础，还来了个大倒退，重新又把实物拿了起来，向着谷本位大踏步进发。
明初的国家财政主要用“石”来计算，沿用了唐代两税法的皮毛，把全年税收分为两次，夏征和秋征。夏季收麦子，秋天收大米。
可是麦子和大米的真正价格却不一样，一石米的价格总是高于一石麦子。但老朱同志说了，我就认为它们是一样的，反正吃了都能饱人！
得，这玩意谁敢和他争论啊，搞不好脑袋就没了，一石就一石吧。于是在大明朝的财政数字里，一石麦子和一石米就被人为强行等价了。
除此之外，有的田亩不适合种大米也不适合种麦子，只能种点高粱小米或者豆子啥的，该咋办呢？老朱同志也有办法，他又弄出个“折收”。
就是把其它实物税按照一定比例折算。先规定了一旦米麦和一匹布的折算比率，再把其它实物折算成布的价值，然后就能和米麦进行换算了。
可一个国家的财政收入不仅有粮食和布匹，比如今年洪涛要修三大殿，需要从贵州运送好木料。那贵州就可以用砍伐了多少木料折算成价值多少布匹，再换算成多少石米麦，用来折抵该上缴朝廷的税款，叫做代纳。
这么一来朝廷的税收和支出，就要把用得上的物品全都进行折算和换算，才能得到基本统一的价值。直到一百多年以后，随着海外白银大量涌入，才逐渐规定一石米等于3钱银子，算是有了个相对标准的中介货币。
其实用实物财政也不算太坏，只要把配套体系建立完备，无非就是运输稍微麻烦点。可是朱同志不知道是咋想的，或者根本不知道国家需要一个部门来管理财政，居然就没设立。
户部只是个执行部门，既不负责出台政策也没有预算，更像个调度。今年该征多少税，上报皇帝批准了户部去执行。什么地方需要粮食布匹了，上报皇帝获得批准户部负责调拨。
除了户部之外，工部和光禄寺有自己的仓库、各地州府也有仓库，全不归户部直接管理。而兵部更干脆，人家的部分经费直接和地方州府摊派，同样不用通过户部批准。
第339章 那就让明白人算吧
也就是说，户部真正能控制只有部分税收和太仓的支出，顺便再监管一下皇帝的内帑。根本无法全面掌握国家的收支数目，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一个人，皇帝。
说到这里就该明白朱同志设计这种繁琐还凌乱的财政制度是为啥了吧？没错，还是那个字，权。他不光要控制军权还要抓财权，一丁点都不想给别人留。
可问题是一个人能管过来这么多事情吗？答案必须是否定的。但他宁可管不过来，让国家大事拖着，依旧不肯放权，生怕被外人拿走。
就像是村里的小地主，吃的比长工还差，穿的比佃户还破，一辈子节衣缩食扣扣索索，把从嘴里省下来的每一粒粮食全买成了土地。
再把地契深深埋在院子里，死之前哆哆嗦嗦的拿出来攥着，不咽下最后一口气都不舍得交给儿子。可悲、可怜、又可气。
这还只是中央的财政制度现状，到了地方上更乱。首先就是行政级别乱，省、府、州、县，叫法是四个，但级别不一定，有可能是三个。有些州上面有府，有些则没有；有些县上面是州，有些则是府。
依照朱同志的设计，县是税赋征收的基本单位，负责执行收税上缴。府负责会计，依据所辖县的财富多寡来调整分配税赋数目。
省则负责转运。征收来的物资、白银，不需要经过府州直接从县送到省，再由省分发转送出去。这三级在财政上有明确的分工，而县则是工作量最大的。
然而一个县衙里有正式编制的工作人员只有三个，县丞、主簿和典史。再加上有数的吏员，光互相折算就够忙的了，还要兼顾县衙的其它事物，完全不够用。想增加人手是不可能的，除非自己掏钱雇佣。 ↑返回顶部↑
老朱可能是想把国家当做一个大家族来管理，他是族长，权力必须至高无上且一言九鼎，所有政策都得以这个为前提来制定。
在财政体系上，两京十三省就是大房和十三个姨太太，每房每年交上来多少孝敬是固定的，他这个族长再按照心情把生活费发下去，额度也是固定的。
大房多一些、有儿子的多一些，赶上谁家有个灾有个病的，大家凑一凑也就顶过去了。母慈子孝、兄终弟及、和和睦睦，谁也别犯红眼病，国家就和睦了。
如果家族里的人都听话，能做到早请示晚汇报，谁都不许有非分之想，且邻居家也不过来闹事，那这套体系确实挺好的。
但是能做到这几点也就用不着他来当族长了，这不就是人民具有极高思想觉悟，把劳动当做第一需要，不给工资也得哭着喊着干活的理想社会了嘛。
从唐代开始，统治者就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如果不制定统一的货币体系就无法把财政货币化，不能货币化就无法有效管理调控。所以发明了两税法，以铜钱为基准计算全国财政。
到了宋代，货币计算体系又进了一步，几乎出现了国家预算的雏形，货币做为主要结算方式，极大的促进了经济发展。
但到了朱同志这里，可能是因为从小数学不好，或者过于淳朴的思维模式，天生厌恶货币，认为钱是万恶之源，只要少提钱就不会出现贪腐之风，治下也就平安无事了。
所以在他的主持下，大明的财政体系里不光没有了货币为主的计算基础，还来了个大倒退，重新又把实物拿了起来，向着谷本位大踏步进发。
明初的国家财政主要用“石”来计算，沿用了唐代两税法的皮毛，把全年税收分为两次，夏征和秋征。夏季收麦子，秋天收大米。
可是麦子和大米的真正价格却不一样，一石米的价格总是高于一石麦子。但老朱同志说了，我就认为它们是一样的，反正吃了都能饱人！
得，这玩意谁敢和他争论啊，搞不好脑袋就没了，一石就一石吧。于是在大明朝的财政数字里，一石麦子和一石米就被人为强行等价了。
除此之外，有的田亩不适合种大米也不适合种麦子，只能种点高粱小米或者豆子啥的，该咋办呢？老朱同志也有办法，他又弄出个“折收”。
就是把其它实物税按照一定比例折算。先规定了一旦米麦和一匹布的折算比率，再把其它实物折算成布的价值，然后就能和米麦进行换算了。
可一个国家的财政收入不仅有粮食和布匹，比如今年洪涛要修三大殿，需要从贵州运送好木料。那贵州就可以用砍伐了多少木料折算成价值多少布匹，再换算成多少石米麦，用来折抵该上缴朝廷的税款，叫做代纳。
这么一来朝廷的税收和支出，就要把用得上的物品全都进行折算和换算，才能得到基本统一的价值。直到一百多年以后，随着海外白银大量涌入，才逐渐规定一石米等于3钱银子，算是有了个相对标准的中介货币。
其实用实物财政也不算太坏，只要把配套体系建立完备，无非就是运输稍微麻烦点。可是朱同志不知道是咋想的，或者根本不知道国家需要一个部门来管理财政，居然就没设立。
户部只是个执行部门，既不负责出台政策也没有预算，更像个调度。今年该征多少税，上报皇帝批准了户部去执行。什么地方需要粮食布匹了，上报皇帝获得批准户部负责调拨。
除了户部之外，工部和光禄寺有自己的仓库、各地州府也有仓库，全不归户部直接管理。而兵部更干脆，人家的部分经费直接和地方州府摊派，同样不用通过户部批准。
第339章 那就让明白人算吧
也就是说，户部真正能控制只有部分税收和太仓的支出，顺便再监管一下皇帝的内帑。根本无法全面掌握国家的收支数目，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一个人，皇帝。
说到这里就该明白朱同志设计这种繁琐还凌乱的财政制度是为啥了吧？没错，还是那个字，权。他不光要控制军权还要抓财权，一丁点都不想给别人留。
可问题是一个人能管过来这么多事情吗？答案必须是否定的。但他宁可管不过来，让国家大事拖着，依旧不肯放权，生怕被外人拿走。
就像是村里的小地主，吃的比长工还差，穿的比佃户还破，一辈子节衣缩食扣扣索索，把从嘴里省下来的每一粒粮食全买成了土地。
再把地契深深埋在院子里，死之前哆哆嗦嗦的拿出来攥着，不咽下最后一口气都不舍得交给儿子。可悲、可怜、又可气。
这还只是中央的财政制度现状，到了地方上更乱。首先就是行政级别乱，省、府、州、县，叫法是四个，但级别不一定，有可能是三个。有些州上面有府，有些则没有；有些县上面是州，有些则是府。
依照朱同志的设计，县是税赋征收的基本单位，负责执行收税上缴。府负责会计，依据所辖县的财富多寡来调整分配税赋数目。
省则负责转运。征收来的物资、白银，不需要经过府州直接从县送到省，再由省分发转送出去。这三级在财政上有明确的分工，而县则是工作量最大的。
然而一个县衙里有正式编制的工作人员只有三个，县丞、主簿和典史。再加上有数的吏员，光互相折算就够忙的了，还要兼顾县衙的其它事物，完全不够用。想增加人手是不可能的，除非自己掏钱雇佣。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