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3 / 4）
于是小官员将号牌和学籍文书都归还了李鸿过，然后检查下一个学子去了。对于李鸿过只有十五岁就参加举人考试，他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在京城这个地方，出现多出色的天才大家都不会太过于吃惊，十五岁的举人虽然不多，但是也决计不会少了，特别是今年遇上了一次恩科，这样年龄小的应考举人试的学子只会比往年更多！
这次检查下来，他虽然只负责检查一部分考场，但是已经见到过好几个年轻的应考者了！只是在他心里，觉得这些小孩子都不会考上，举人试考的内容比较难，可不是那些小孩子死记硬背就能考上的，如果没有一定的阅历，写不出好文章来！
是的，举人试也是写文章，而且更加的凶残——只考一篇文章，简直就是一文定生死！是四门科考中科目最少的一科！就连最终极的那门进士科都有两门考试，如果一科没有发挥好，另外一科还能提点儿分，不会一棍子就把人给打死。
可是举人试就是这么任性——人家就只有一门考试，一篇文章，写好了就恭喜你成为举人，写差了？对不起，你平日里再是才名在外，考试这一篇文章没有入了批卷老师的法眼也是白搭！三年后再来吧！摸清老师的喜好再来！
在李鸿过拿到试卷的那一刻，他的心就定下来了一半了——他的确没有记错，恩科的科举考试考的就是这个题目——论儒家和法家思想治国之利弊。
而且在和许老夫子请教问题的时候，他也特意问过这个类似的题目，而且这样的问题一点儿都不突兀，应为这样的问题很多前人都思考过，写过很过震烁古今的文章。
李鸿过对此当然有自己的理解，而且他听了许老夫子的见解，也听许老夫子分析过今年的举人试批卷主考官范洪成大人的喜好，甚至还亲自写过类似的文章给许老夫子修改，让许老夫子给他订正了很多错误。
当然，他自然不可能只准备这么一个题目和许老夫子讨论，他这个题目只是隐藏在他几百个题海里的沧海一粟，许老夫子都不知道能不能记得李鸿过对他问过这个问题，无他，李鸿过问的问题简直太多了，他如饥似渴地和许老夫子学习、讨论，许老夫子那几天说的话加起来估计比他平日里三个月说的话都要多！
因此，李鸿过胸有成竹地下笔，开始——打草稿！
毕竟在新皇帝手下做官也有几十年的时间了，对于新皇的施政思想他还是有所把握的，既不偏向“礼”，拉大士大夫阶级和普通百姓的区别，奉行“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礼治观点，在在施政之中“一准乎礼”（即所有的法律都以礼教为基础）。也不偏向重刑主义，讲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对于有功和身份高的人犯罪，也会给予一定程度的优待，继续维护“士大夫”阶级的尊贵社会地位，并且依然注重礼法和乡规民约、宗族观念对平民们的影响，依然追求“无讼”为最高的境界。
新皇的施政方针带有一种“礼法结合”的味道，而且偏重于法治，限制士大夫的特权，降低士大夫和世家大族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同时又突出皇权，不断地进行中央集权。
为了达到这一个目的，新皇必然要拉拢起李鸿过这一部分的寒门士子，所以这对于李鸿过来说是最好的时代！
李鸿过本人也是赞同礼法结合的，同样非常赞同新皇帝更偏重于法治的这种观点。但是现在不是殿试，不是皇帝亲自查阅他们的卷纸，所以李鸿过只敢展开到“礼法结合”这一步，不敢再往下阐述。
而这样的观点在大秦并不鲜见，中国人都有一种“中庸”的思想，看问题的时候喜欢辩证地看，既不太靠左，也不太靠右，很多人都喜欢走中间派，提观点也喜欢提“折中说”。
此番举人试的批卷主考官范洪成大人也是一个奉行中庸路线的人，所以在卷纸里面确立这样的观点无疑是很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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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检查下来，他虽然只负责检查一部分考场，但是已经见到过好几个年轻的应考者了！只是在他心里，觉得这些小孩子都不会考上，举人试考的内容比较难，可不是那些小孩子死记硬背就能考上的，如果没有一定的阅历，写不出好文章来！
是的，举人试也是写文章，而且更加的凶残——只考一篇文章，简直就是一文定生死！是四门科考中科目最少的一科！就连最终极的那门进士科都有两门考试，如果一科没有发挥好，另外一科还能提点儿分，不会一棍子就把人给打死。
可是举人试就是这么任性——人家就只有一门考试，一篇文章，写好了就恭喜你成为举人，写差了？对不起，你平日里再是才名在外，考试这一篇文章没有入了批卷老师的法眼也是白搭！三年后再来吧！摸清老师的喜好再来！
在李鸿过拿到试卷的那一刻，他的心就定下来了一半了——他的确没有记错，恩科的科举考试考的就是这个题目——论儒家和法家思想治国之利弊。
而且在和许老夫子请教问题的时候，他也特意问过这个类似的题目，而且这样的问题一点儿都不突兀，应为这样的问题很多前人都思考过，写过很过震烁古今的文章。
李鸿过对此当然有自己的理解，而且他听了许老夫子的见解，也听许老夫子分析过今年的举人试批卷主考官范洪成大人的喜好，甚至还亲自写过类似的文章给许老夫子修改，让许老夫子给他订正了很多错误。
当然，他自然不可能只准备这么一个题目和许老夫子讨论，他这个题目只是隐藏在他几百个题海里的沧海一粟，许老夫子都不知道能不能记得李鸿过对他问过这个问题，无他，李鸿过问的问题简直太多了，他如饥似渴地和许老夫子学习、讨论，许老夫子那几天说的话加起来估计比他平日里三个月说的话都要多！
因此，李鸿过胸有成竹地下笔，开始——打草稿！
毕竟在新皇帝手下做官也有几十年的时间了，对于新皇的施政思想他还是有所把握的，既不偏向“礼”，拉大士大夫阶级和普通百姓的区别，奉行“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礼治观点，在在施政之中“一准乎礼”（即所有的法律都以礼教为基础）。也不偏向重刑主义，讲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对于有功和身份高的人犯罪，也会给予一定程度的优待，继续维护“士大夫”阶级的尊贵社会地位，并且依然注重礼法和乡规民约、宗族观念对平民们的影响，依然追求“无讼”为最高的境界。
新皇的施政方针带有一种“礼法结合”的味道，而且偏重于法治，限制士大夫的特权，降低士大夫和世家大族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同时又突出皇权，不断地进行中央集权。
为了达到这一个目的，新皇必然要拉拢起李鸿过这一部分的寒门士子，所以这对于李鸿过来说是最好的时代！
李鸿过本人也是赞同礼法结合的，同样非常赞同新皇帝更偏重于法治的这种观点。但是现在不是殿试，不是皇帝亲自查阅他们的卷纸，所以李鸿过只敢展开到“礼法结合”这一步，不敢再往下阐述。
而这样的观点在大秦并不鲜见，中国人都有一种“中庸”的思想，看问题的时候喜欢辩证地看，既不太靠左，也不太靠右，很多人都喜欢走中间派，提观点也喜欢提“折中说”。
此番举人试的批卷主考官范洪成大人也是一个奉行中庸路线的人，所以在卷纸里面确立这样的观点无疑是很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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