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五十八章 蒙乱(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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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一一年初,内蒙古科右前旗郡王乌泰公开响应外蒙,宣布独立,并且组织队伍进行大规模武装叛乱。乌泰在本旗及周围各旗煽动蛊惑,挑唆民族仇恨,号召蒙民起事,驱逐汉人。为号召更多不明真相的百姓,他还特别唆使本旗地位最高的活佛葛根,号召全旗各寺庙喇嘛奉经念佛,散布种种谣言,蛊惑群众。同时,库伦政府支援乌泰俄国“别列达”枪1200杆,子弹50万发。另有外蒙军四、五十人也秘密前来,帮助乌泰。

  但是,妥协和退让,并不是新政府的本质,乌泰显然是估错了形势。只要他们赞助共和,维护统一,政府可以暂且不动。但全力确保内蒙,向外蒙进行威慑和渗透,是新政府的既定方针。武装叛乱既然已经出现,就断没有再姑息迁就的道理。否则,难免会有人跟着闹腾,使得蒙古局势更加混乱。

  由总统任主席,国务卿、国防部长、参谋总长、陆军总长、海军总长、国安部总长为委员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迅速做出决定,电令东北军区司令员姚雨平“乌泰附合库伦,逆迹昭著,如再隐忍,势必牵动全蒙盟,即三省亦无宁日,现经国家安全会议决定,由你派员前往科右前旗对乌泰进行劝谕,先抚后剿,随抚随剿,若和平劝告失败,立即以兵力剿办,并驻兵内蒙,以慑库伦。”

  几乎与共和国政府发出命令的同时,俄国代理外交大臣涅拉托夫通知驻库伦领事廓索维慈,俄国政府将召开大臣会议对蒙古事件进行讨论。他说:“喀尔喀内部形势本身并无损于我国的切身利益,蒙古问题对我们所以重要,因为它是一种手段,在解决我国在华的其他政治问题时必须加以利用。”

  “喀尔喀的目前运动及蒙古代表团赴圣彼得堡,使我们有理由向北京政府指出,在与我国交界的蒙古发生扰乱不能不使帝国政府感到忧虑,并迫使我们在边境上采取相应措施,这些措施势必导致蒙人中反华运动的发展,这样,我们才能指望打下同北京政府谈判蒙古问题,并影响北京政府的对蒙政策的基础。”

  从历史上看,外蒙的独立和自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清政府的软弱,还有民国政府被沙俄的虚声恫吓所吓阻。其实,沙俄并没有做好武装侵略,吞并外蒙的军事准备。当然,那个时候国内形势不稳,没有多余的力量震慑独立分子,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现在,共和国政府抢先发难,不仅要以兵剿灭,还断然拒绝了俄使廓索维慈要求谈判的照会。

  外交部长陆征祥禀持政府的旨意,态度很强硬,他指斥俄国此举无异干涉中国内政,威胁要在媒体上公开俄使的照会,让中国人民自己判断俄国的用意。你吓唬我,我还要吓唬你呢!外蒙古再怎么样,也不会比历史上差,等到十月革命一爆发,吃多少就要给我吐多少,还要算上利息。

  同时,东北军区司令员姚雨平接到电令后,在奉天成立奉天军备处、军饷筹备处,在昌图、洮南两地,分别成立兵站,拨款二十万,供应各营军饷和兵需;调动所属军队,做兵力镇剿的准备。下令调辽源卅(今吉林省双辽县即郑家屯)驻军吴俊升部,驰援洮南府。

  吉林卫戍司令曹琨接到命令后,在长春设立后站,农安县设立分兵站。负责供应征剿各营队所需粮秣及器械。调动冯德麟所部,并令手下将领吴佩孚特编成一个混成旅,会同奉天、黑龙江省军队“相机剿抚”。

  黑龙江卫戍司令蓝天蔚接到电令后,设立筹访处,并调动张作相所部监视、控制扎赉特旗。

  飞快的部署,迅速的行动。将不利转为有利,平叛之后,使军队名正言顺地进驻内蒙古,政府的意图并不只是剿灭叛匪那么简单。

  一九一一年二月三日,乌泰叛军的三路兵马一齐向预定的目标大举进发。

  第一路(左路),约五百人,从葛根庙出发。十七岁的第六世葛根为“元帅”,协理台吉巴图吉尔嘎拉为“统领”,乌勒木吉为参谋。欲先攻取靖安县,之后扑击洮南县。

  第二路(中路),约一千人,从旗王府出发。锡勒图喇嘛布和乌尔塔为“元帅”,协理台吉色楞旺宝为“统领”,直扑洮南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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