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乡间的风雨不寻常（2 / 13）
“啊呀，老周，你又来了！”
周忠贵见他不以为然，严肃地绷起了脸：“什么又来了！老田，往后说话可要注意了，一场更大的政治运动马上就要到来，当心你的脑袋被舌头砍掉啊！”
由于思想观点不一致，田震赶紧把盒子里的粽子倒在了空闲的瓷缸里，用驱客的神态朝周忠贵挥了挥手。周忠贵无奈，收起了饭盒，对田震说：“噢，跟你通报一个情况。考虑到你跟毕克楠的接点太多，党委进行了干部调整。毕克楠到粮管所当所长，管理的人也多了，岗位也重要了。”
田震却惊讶了：“她到粮管所？要是，要是她使起性子来，卡住工地的粮道怎么办呀？”
“这一点党委也想到了。”周忠贵抓起小包，回应道。“老肖是从粮管所出来的，可以让他兼任粮管所的党支部书记，实行支书负责制，毕克楠主持日常工作，重大问题必须党支部决定。”
田震朝周忠贵咧嘴笑道：“处理人事问题，你是老手啊！”
他话里的含义，周忠贵不会听不出来。
果真像周忠贵说的那样，一场更大的政治运动来了，这场运动就是空前绝后的“文化大革命”。关于这场运动，书上的记载很多，似乎城市和乡村一个样子，声势浩大，翻天覆地，但在胶东这一带的乡村，正赶上“三夏”大忙，农村人瞅着农时，忙着割麦子，种秋粮，对这革命那革命的兴趣并不大，民以食为天嘛。农民的乾坤看似简单，却无比深刻奥，不看天不看地，一切看农时，农时逼紧了，他们才不管运动不运动呢，先干好农活再说，要不就得饿肚子。这不，转眼就过了“三夏”，全国上下又兴起了大串联，偏偏这个时候，“三秋”大忙临门了，两个月的秋季生产，事关农民当年的口粮和来年的庄稼，大家顾不上那些响亮、动听的时髦口号，扑下身子，全心全意抓生产，等到天寒地冻了，才有闲心跟着潮流玩运动。不过，乡下人的运动跟城里的大不一样，城里人坐在高台上、屋子里，慷慨激昂，无拘无束，大字报、大辩论，什么惊心动魄玩什么，到了点，食堂里一坐，大白馒头一啃，浑身精神饱满，干劲倍增，可以连续作战，可以挑灯论剑，但乡下人就不行了，批判会开了一半，一半人就得退场，上山去打猪草，大字报写了一半，就得去砍柴做饭，有些好事的中学生扛着凳子在街头论战，辩到了高潮处，家长拖着锄头来了，一声吼叫，气宇轩昂的辩士立刻就蔫了，乖乖地接过锄头下地去了。
当然了，共和国是不允许政治运动的真空存在的。到了运动的第二年，各路工作组开始向农村进军，农忙时到田间地头发动群众，农闲时到热炕头上鼓动群众，言而总之，非把运动搞起来不可，这一来，有些群众联系实际，对过去一些干部的错误做法有了认识，也想街机敲打敲打他们讨厌的干部，但要命的是，有些群众的情绪刚刚起来，农忙又到了，一坡麦子不能不割吧，于是乎，大家的政治意识再次被生存意识代替了，甩掉了一切与农活无关的杂念，老老实实回归到了农民的角色，所以，农村的政治运动一波三折，跌跌撞撞，没有城市里的潇洒、持久，更没有城市里的惊涛骇浪和高潮迭起。
直到1968年的春天，青云河一带的情况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一年，造反派兴起了夺权，大批的领导干部“靠边站”，造反派趁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代行党政领导机关的职责。
坐落在青云河边的这个小县城，起初并没有蹦出个呼风唤雨的造反派，后来在地区革命委员会的鼓动下，张部长有了想法，于是他网络了一帮同伙，雄赳赳、气昂昂地闯进了县广播站的播音室，向全县宣布造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谢振山的反，一切权力归县革命委员会！
张部长的造反声明很快就得到了地区革委会的认可，谢书记回归到了谢振山，被发配到了县运输队赶马车，这是他革命前的老行当，张部长实现了从部长到主任的华丽转身，成为全县的最新统治者。
张主任当了革委会主任后，到处煽风点火，鼓动造反派夺取政权，成立革命委员会，在权力的吸引下，一些人坐不住了，削尖脑袋往革委会里钻，这样 ，乡间的政治运动才有了热闹一说。
可是，在这场奇异的革命中，侨乡公社却一直风平浪静。原因很简单，周忠贵跟县革委张主任的关系一直比较密切，没人敢招惹周忠贵，另外，周忠贵是游击队长出身，胆子大，武艺强，好些人畏惧他，所以侨乡公社的政治运动和风细雨，没有出现“四海翻腾云水怒”的激烈局面，没有人造周忠贵的反，革委会也迟迟没成立。为了揭开这里的盖子，张主任专程赶来了。看在老感情的面上，张主任先跟周忠贵交流思想，说成立革命委员会不能留死角，周忠贵说行啊，咱就成立革命委员会，张主任却及时指出，那也要造你的反，因为你搞过浮夸风，周忠贵笑着说，你数落数落，谁没搞过浮夸风，张主任很会借东风，说所以很多人被打倒了。周忠贵见张主任执意要搞掉自己，在低头的过程中偷瞟了张主任一眼，说：“张主任，我知道我犯过错误，可有些错误你是知道的呀。”
他的话意很明确，就是有些错误是在你张主任的认可之下犯的，而张主任也很会解脱，他对周忠贵说：“老周啊，我也犯过一些错误，但党的工作总得有人挑头吧？这不，上级审查了我的问题，认为我可以继续履行职责，一边为党工作，一边纠正自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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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忠贵见他不以为然，严肃地绷起了脸：“什么又来了！老田，往后说话可要注意了，一场更大的政治运动马上就要到来，当心你的脑袋被舌头砍掉啊！”
由于思想观点不一致，田震赶紧把盒子里的粽子倒在了空闲的瓷缸里，用驱客的神态朝周忠贵挥了挥手。周忠贵无奈，收起了饭盒，对田震说：“噢，跟你通报一个情况。考虑到你跟毕克楠的接点太多，党委进行了干部调整。毕克楠到粮管所当所长，管理的人也多了，岗位也重要了。”
田震却惊讶了：“她到粮管所？要是，要是她使起性子来，卡住工地的粮道怎么办呀？”
“这一点党委也想到了。”周忠贵抓起小包，回应道。“老肖是从粮管所出来的，可以让他兼任粮管所的党支部书记，实行支书负责制，毕克楠主持日常工作，重大问题必须党支部决定。”
田震朝周忠贵咧嘴笑道：“处理人事问题，你是老手啊！”
他话里的含义，周忠贵不会听不出来。
果真像周忠贵说的那样，一场更大的政治运动来了，这场运动就是空前绝后的“文化大革命”。关于这场运动，书上的记载很多，似乎城市和乡村一个样子，声势浩大，翻天覆地，但在胶东这一带的乡村，正赶上“三夏”大忙，农村人瞅着农时，忙着割麦子，种秋粮，对这革命那革命的兴趣并不大，民以食为天嘛。农民的乾坤看似简单，却无比深刻奥，不看天不看地，一切看农时，农时逼紧了，他们才不管运动不运动呢，先干好农活再说，要不就得饿肚子。这不，转眼就过了“三夏”，全国上下又兴起了大串联，偏偏这个时候，“三秋”大忙临门了，两个月的秋季生产，事关农民当年的口粮和来年的庄稼，大家顾不上那些响亮、动听的时髦口号，扑下身子，全心全意抓生产，等到天寒地冻了，才有闲心跟着潮流玩运动。不过，乡下人的运动跟城里的大不一样，城里人坐在高台上、屋子里，慷慨激昂，无拘无束，大字报、大辩论，什么惊心动魄玩什么，到了点，食堂里一坐，大白馒头一啃，浑身精神饱满，干劲倍增，可以连续作战，可以挑灯论剑，但乡下人就不行了，批判会开了一半，一半人就得退场，上山去打猪草，大字报写了一半，就得去砍柴做饭，有些好事的中学生扛着凳子在街头论战，辩到了高潮处，家长拖着锄头来了，一声吼叫，气宇轩昂的辩士立刻就蔫了，乖乖地接过锄头下地去了。
当然了，共和国是不允许政治运动的真空存在的。到了运动的第二年，各路工作组开始向农村进军，农忙时到田间地头发动群众，农闲时到热炕头上鼓动群众，言而总之，非把运动搞起来不可，这一来，有些群众联系实际，对过去一些干部的错误做法有了认识，也想街机敲打敲打他们讨厌的干部，但要命的是，有些群众的情绪刚刚起来，农忙又到了，一坡麦子不能不割吧，于是乎，大家的政治意识再次被生存意识代替了，甩掉了一切与农活无关的杂念，老老实实回归到了农民的角色，所以，农村的政治运动一波三折，跌跌撞撞，没有城市里的潇洒、持久，更没有城市里的惊涛骇浪和高潮迭起。
直到1968年的春天，青云河一带的情况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一年，造反派兴起了夺权，大批的领导干部“靠边站”，造反派趁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代行党政领导机关的职责。
坐落在青云河边的这个小县城，起初并没有蹦出个呼风唤雨的造反派，后来在地区革命委员会的鼓动下，张部长有了想法，于是他网络了一帮同伙，雄赳赳、气昂昂地闯进了县广播站的播音室，向全县宣布造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谢振山的反，一切权力归县革命委员会！
张部长的造反声明很快就得到了地区革委会的认可，谢书记回归到了谢振山，被发配到了县运输队赶马车，这是他革命前的老行当，张部长实现了从部长到主任的华丽转身，成为全县的最新统治者。
张主任当了革委会主任后，到处煽风点火，鼓动造反派夺取政权，成立革命委员会，在权力的吸引下，一些人坐不住了，削尖脑袋往革委会里钻，这样 ，乡间的政治运动才有了热闹一说。
可是，在这场奇异的革命中，侨乡公社却一直风平浪静。原因很简单，周忠贵跟县革委张主任的关系一直比较密切，没人敢招惹周忠贵，另外，周忠贵是游击队长出身，胆子大，武艺强，好些人畏惧他，所以侨乡公社的政治运动和风细雨，没有出现“四海翻腾云水怒”的激烈局面，没有人造周忠贵的反，革委会也迟迟没成立。为了揭开这里的盖子，张主任专程赶来了。看在老感情的面上，张主任先跟周忠贵交流思想，说成立革命委员会不能留死角，周忠贵说行啊，咱就成立革命委员会，张主任却及时指出，那也要造你的反，因为你搞过浮夸风，周忠贵笑着说，你数落数落，谁没搞过浮夸风，张主任很会借东风，说所以很多人被打倒了。周忠贵见张主任执意要搞掉自己，在低头的过程中偷瞟了张主任一眼，说：“张主任，我知道我犯过错误，可有些错误你是知道的呀。”
他的话意很明确，就是有些错误是在你张主任的认可之下犯的，而张主任也很会解脱，他对周忠贵说：“老周啊，我也犯过一些错误，但党的工作总得有人挑头吧？这不，上级审查了我的问题，认为我可以继续履行职责，一边为党工作，一边纠正自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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