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框架及主要研究（2 / 3）
第一是建立与服务业扩大开放相适应的新体制和新机制。由于我国服务业开放程度还不够，因此要促进服务业开放潜力的释放。关于我国产业开放度的研究已经有不少文献，但是承诺开放与实际开放的差别需要在研究中加以区别。承诺开放可以从中国在多边贸易体系或各种区域合作的议定书和协议中找到，但这不等于实际开放，还需要从服务业吸收外资的数量和结构中，从服务贸易发展的数量和结构中，以及从国际比较中发现需要改进的空间。
第二是建立适应多种形式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新体制和机制。这包括：改革对外投资管理体制，增强投资主体权利。因此，要研究进一步完善对外投资管理的体制：（1）扩大备案制的适用范围。（2）建立核准制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逐步向审批事项的负面清单管理迈进，做到审批清单之外的事项，均由社会主体依法自行决定。
以多边贸易体制为出发点，以区域自贸区建设为重点突破。因此要研究加速区域自贸区谈判，升级现有区域自贸区；要研究可能增加哪些国际贸易新规则、新议题的谈判，如何建设面向未来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以应对美国tpp酝酿的国际贸易新规则。要追踪研究上海、天津、广东、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进展并总结其成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其他条件具备的地方大力复制和建设类似的自由贸易园（港）区。要研究中美投资协定、中欧投资协定、美国tpp谈判内容及其协定文本，既为参与国际新规则制定提供借鉴，也为我国自贸区升级版建设提供参考。同时，要研究美国tpp谈判内容及其协定文本对我国的实际影响，以及我国如何应对。
第三是建立具有战略纵深和双边、区域合作广泛利益共同体支撑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我国发展的不平衡，主要体现为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开放程度的不协调，更多体现为内陆沿边和沿海开放的不协调。内陆沿边开放是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主要潜力所在，是拓展开放型经济广度和深度的关键所在。因此要研究内陆与沿边扩大开放的体制机制建设。
要研究如何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在拓展经济发展战略空间的同时，因地制宜、因国施策，发展双边、诸边、区域、次区域经济合作，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增强我国开放体制的国际支撑力。
第四是逐步培育与海洋强国相适应的新体制、新机制。我国全方位的开放型经济离不开海洋资源开发和海洋经济合作，我国海洋资源开发和海洋经济发展刚刚起步，未来潜力很大。新的体制机制建设应当有超前意识，要研究如何建立既有利于提高我国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同时又能够有效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体制机制；要研究如何发展海洋装备制造业和海洋工程设施产业，使我国海洋工业从只会造船迈上更高的台阶；要研究海洋的服务产业如何从在岸贸易和运输基地向转口贸易、离岸贸易基地，海洋科研教学、科研实习基地，以及海洋勘探、检测的服务基地方向提升转变；要研究什么是“海洋强国”，发展海洋经济与发展海洋强国的关系，以及我国成为“海洋强国”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第五是具有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重点是研究如何进行法律、法规的修订和重建。要研究“国际化”的坐标是什么，它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过程，我们的建章立规工程如何适应动态化的国际规则。要研究塑造新的营商环境的主要内容，在不依靠优惠政策体现的条件下，优良的营商环境需要哪些条件和努力，建设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主要措施。
第六是政府管理方式的转变。要研究贸易便利化改革涉及的有关问题，如海关等各监管部门的协调，以及如何简化程序提高效率；要研究投融资改革，如何适应准入前国民待遇和实行负面清单管理，从重事前审批转为重事中事后监管；要研究服务产品市场化所涉及的问题，如市场构建、价格改革以及市场监督管理等问题；要研究人员流动以及劳动力市场管理改革、境外人员居留等一系列管理改革；要研究信息沟通所涉及的网络、移动互联等领域扩大开放后所面临的管理工作的转变和完善。
（三）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在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中主要依靠的是廉价劳动力供给的要素禀赋优势，在国际经济竞争中主要以价格低廉取胜，这使我国许多中低端产品在国际市场中赢得较高的份额。随着我国人口和劳动力供给形势的变化，原来廉价劳动力供给的优势已经并继续弱化，未来在向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发展进程中，应当培育哪些新的潜在优势呢，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是新的比较优势。随着我国产业的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以及资本要素价格均等化趋势作用的加强，我国部分产业中资本和技术密集的比较优势正在形成，如高铁设备和一些基础设施装备，这些产品将成为我国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随着我国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新一代劳动者的文化教育水平已经明显提高，相对低廉的人力资本将成为我国新的劳动要素禀赋优势，进而使一些新产业和新产品成为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品。
第二是“走出去”形成的价值链、供应链优势。随着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的发展，不仅布局国际生产，而且形成国际营销网络，形成由我国企业自主支配的价值链和供应链网络，这将使我国经济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国际竞争力大大增强。
第三是国内市场优势。2014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口额达到1.96万亿美元，向全世界提供了1／10以上的货物市场份额，服务进口达到3835亿美元，提供了7.9％的世界服务市场份额。这样庞大的贸易规模必然吸引全世界投资者的关注和青睐，必然对我国在全球资源配置中主动作为提供有利因素和必要条件。
第四是体制优势。如何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优势要素，是一个需要研究的课题。尽管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但它继续完善和与时俱进的更新动力很强，自我发展能力也很强；而国际经济领域中的规则和制度规范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说，除个别超级大国，相当多发达国家一旦适应原来的国际规则，它就会比发展中国家更不适应需要不断变化的国际规则，特别是不适应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影响下的国际规则变化。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更新和发展能力恰恰具备这种适应国际经贸环境变化的优势。而且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强调“有效的市场”，也强调“有为的政府”，从而使我国经济体制的竞争力得到更有力的保障。
第五是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能力的优势。我国正在培育参与制定国际规则的能力，并已经在国际经济领域开始发起新倡议、新议题和新行动。这标志着我国开始培育自己生产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能力。随着我国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增长，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必然逐步增强，这种优势也必然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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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建立适应多种形式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新体制和机制。这包括：改革对外投资管理体制，增强投资主体权利。因此，要研究进一步完善对外投资管理的体制：（1）扩大备案制的适用范围。（2）建立核准制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逐步向审批事项的负面清单管理迈进，做到审批清单之外的事项，均由社会主体依法自行决定。
以多边贸易体制为出发点，以区域自贸区建设为重点突破。因此要研究加速区域自贸区谈判，升级现有区域自贸区；要研究可能增加哪些国际贸易新规则、新议题的谈判，如何建设面向未来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以应对美国tpp酝酿的国际贸易新规则。要追踪研究上海、天津、广东、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进展并总结其成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其他条件具备的地方大力复制和建设类似的自由贸易园（港）区。要研究中美投资协定、中欧投资协定、美国tpp谈判内容及其协定文本，既为参与国际新规则制定提供借鉴，也为我国自贸区升级版建设提供参考。同时，要研究美国tpp谈判内容及其协定文本对我国的实际影响，以及我国如何应对。
第三是建立具有战略纵深和双边、区域合作广泛利益共同体支撑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我国发展的不平衡，主要体现为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开放程度的不协调，更多体现为内陆沿边和沿海开放的不协调。内陆沿边开放是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主要潜力所在，是拓展开放型经济广度和深度的关键所在。因此要研究内陆与沿边扩大开放的体制机制建设。
要研究如何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在拓展经济发展战略空间的同时，因地制宜、因国施策，发展双边、诸边、区域、次区域经济合作，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增强我国开放体制的国际支撑力。
第四是逐步培育与海洋强国相适应的新体制、新机制。我国全方位的开放型经济离不开海洋资源开发和海洋经济合作，我国海洋资源开发和海洋经济发展刚刚起步，未来潜力很大。新的体制机制建设应当有超前意识，要研究如何建立既有利于提高我国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同时又能够有效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体制机制；要研究如何发展海洋装备制造业和海洋工程设施产业，使我国海洋工业从只会造船迈上更高的台阶；要研究海洋的服务产业如何从在岸贸易和运输基地向转口贸易、离岸贸易基地，海洋科研教学、科研实习基地，以及海洋勘探、检测的服务基地方向提升转变；要研究什么是“海洋强国”，发展海洋经济与发展海洋强国的关系，以及我国成为“海洋强国”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第五是具有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重点是研究如何进行法律、法规的修订和重建。要研究“国际化”的坐标是什么，它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过程，我们的建章立规工程如何适应动态化的国际规则。要研究塑造新的营商环境的主要内容，在不依靠优惠政策体现的条件下，优良的营商环境需要哪些条件和努力，建设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主要措施。
第六是政府管理方式的转变。要研究贸易便利化改革涉及的有关问题，如海关等各监管部门的协调，以及如何简化程序提高效率；要研究投融资改革，如何适应准入前国民待遇和实行负面清单管理，从重事前审批转为重事中事后监管；要研究服务产品市场化所涉及的问题，如市场构建、价格改革以及市场监督管理等问题；要研究人员流动以及劳动力市场管理改革、境外人员居留等一系列管理改革；要研究信息沟通所涉及的网络、移动互联等领域扩大开放后所面临的管理工作的转变和完善。
（三）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在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中主要依靠的是廉价劳动力供给的要素禀赋优势，在国际经济竞争中主要以价格低廉取胜，这使我国许多中低端产品在国际市场中赢得较高的份额。随着我国人口和劳动力供给形势的变化，原来廉价劳动力供给的优势已经并继续弱化，未来在向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发展进程中，应当培育哪些新的潜在优势呢，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是新的比较优势。随着我国产业的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以及资本要素价格均等化趋势作用的加强，我国部分产业中资本和技术密集的比较优势正在形成，如高铁设备和一些基础设施装备，这些产品将成为我国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随着我国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新一代劳动者的文化教育水平已经明显提高，相对低廉的人力资本将成为我国新的劳动要素禀赋优势，进而使一些新产业和新产品成为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品。
第二是“走出去”形成的价值链、供应链优势。随着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的发展，不仅布局国际生产，而且形成国际营销网络，形成由我国企业自主支配的价值链和供应链网络，这将使我国经济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国际竞争力大大增强。
第三是国内市场优势。2014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口额达到1.96万亿美元，向全世界提供了1／10以上的货物市场份额，服务进口达到3835亿美元，提供了7.9％的世界服务市场份额。这样庞大的贸易规模必然吸引全世界投资者的关注和青睐，必然对我国在全球资源配置中主动作为提供有利因素和必要条件。
第四是体制优势。如何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优势要素，是一个需要研究的课题。尽管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但它继续完善和与时俱进的更新动力很强，自我发展能力也很强；而国际经济领域中的规则和制度规范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说，除个别超级大国，相当多发达国家一旦适应原来的国际规则，它就会比发展中国家更不适应需要不断变化的国际规则，特别是不适应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影响下的国际规则变化。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更新和发展能力恰恰具备这种适应国际经贸环境变化的优势。而且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强调“有效的市场”，也强调“有为的政府”，从而使我国经济体制的竞争力得到更有力的保障。
第五是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能力的优势。我国正在培育参与制定国际规则的能力，并已经在国际经济领域开始发起新倡议、新议题和新行动。这标志着我国开始培育自己生产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能力。随着我国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增长，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必然逐步增强，这种优势也必然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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