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大宋 第200节（3 / 7）
王安石容易走极端，一旦觉得哪种方法好，就推向极致。杜中宵这种一方面这样，另一方面又想方设法处处限制的做法，让他极不理解。既然官营有这么多好处，又何必留出民间发展的空间。
杜中宵哪里有理论功底说服王安石，只能含糊过去，总要经过实践，才能改变认识。
宋朝被称积贫积弱，其实后来的明朝中后期，又何尝不是积贫积弱？清朝的中后期，是不是积贫积弱？甚至后世的欧洲等国家，冷战之后是不是积贫积弱？与他们的前期相比，都是一样的局面。
政权不掌控经济命脉，必然会走到这一步。宋朝用行会和牙人控制工商业，社会财富必然被商人和牙人分走大部分，到了官方手里剩不了多少。随着时间推移，会一步一步恶化。这种情况下，哪怕官方参与一些经济活动，不管是工业还是商业，都会被各种手段挤兑得不赚钱，甚至亏钱进去，成为民间势力积累财富的养分。不得不放弃，从而使官方在社会财富中分到的配额变得更小。
王安石这些人，就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既然如此，那就由官方直接进行分配，消灭中间谋利的商人和工场主，完全控制生产和消费的整个链条，一切利润由朝廷掌握。
这怎么可能做到？无非是把生产和消费及中间的流通环节，纳入到官方体系来。以前是体系外的人分财富，变成体系内的人分财富。没有控制的手段，体系内的人难道就比体系外的人欲望低，不贪婪？
杜中宵的办法，是官方掌握一部分经济，以足以能够控制社会财富为度。通过这一个体系，调节官方抽取利润和积累的比例，投资和消费的比例，来影响社会生产。官方不能掌握这样一个独立的体系，要么对经济无能为力，要么对某个阶层产生依赖，沦为工具。
政权不是靠税收养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权的特点。有必要，有能力，政权会出面直接掌握生产资料。直接控制土地，均田制、分封制，都是建立在土地由政权所有的基础上的。直接设立工场，从周朝开始而后历朝历代，都有规模庞大的官营工业。只有商业，官方难以控制，便有重农抑商。
宋朝经过晚唐五代的混乱，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失去了直接控制土地的条件，官僚便一直有重新控制的冲动。数次改革，重要目标都是由朝廷再次直接控制土地。
第178章 富国强兵
公有制不新鲜，不加社会主义这个限定条件，不过是中国历史的常态。不管是作为农业生产资料的土地，还是作为工业资本的工场，中国一两千年，政权都是最大的掌控者。大多数情况下，税收只是支付官员和军队俸禄的作用，维持政权运转的巨大成本，其实是由政权直接掌控的生资料来承担的。
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商业越发达，社会财富越向流通领域倾斜，政权的财政能力越弱。宋朝的数次变法，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对商业领域的控制。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杜中宵也不知道。他曾经学过的政治经济知识，大多与宋朝的现实不符，没有照方抓药的条件。学的那些理论，是以历史上的欧洲为原型推出来的，以农奴制为基础，了不起加个俄国的农村集体公社做补充，所谓的东方模型是印度。中国这种大一统、政权掌控一切的政治模式，在所有的模型中都被忽略掉了。理论中的很多制度革命，本就是中国政权历史上的常态。而在政治中被作为典型的中国模式，晚清民国时期土豪劣绅控制天下的局面，恰恰不是历史的常规形态。
没有理论指导，那就只能根据经验来了。杜中宵建立的铁监，建立的以商场为核心的常平司掌控的商业系统，就是按照前世经验照猫画虎。不过那个时代的改革，初期是从有到无，把这些从政权的手中放到民间。现在是从无到有，先把官方掌控的工商业建起来。至于以后，只能从实践中摸索了。
王安石听杜中宵讲着自己的想法，神色认真，但却坚持自己的想法。天下商人难管，如果一切由官营，就变成了吏治问题。而整顿吏治，历史上可以借鉴的经验就太多了，正是官僚的拿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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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中宵哪里有理论功底说服王安石，只能含糊过去，总要经过实践，才能改变认识。
宋朝被称积贫积弱，其实后来的明朝中后期，又何尝不是积贫积弱？清朝的中后期，是不是积贫积弱？甚至后世的欧洲等国家，冷战之后是不是积贫积弱？与他们的前期相比，都是一样的局面。
政权不掌控经济命脉，必然会走到这一步。宋朝用行会和牙人控制工商业，社会财富必然被商人和牙人分走大部分，到了官方手里剩不了多少。随着时间推移，会一步一步恶化。这种情况下，哪怕官方参与一些经济活动，不管是工业还是商业，都会被各种手段挤兑得不赚钱，甚至亏钱进去，成为民间势力积累财富的养分。不得不放弃，从而使官方在社会财富中分到的配额变得更小。
王安石这些人，就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既然如此，那就由官方直接进行分配，消灭中间谋利的商人和工场主，完全控制生产和消费的整个链条，一切利润由朝廷掌握。
这怎么可能做到？无非是把生产和消费及中间的流通环节，纳入到官方体系来。以前是体系外的人分财富，变成体系内的人分财富。没有控制的手段，体系内的人难道就比体系外的人欲望低，不贪婪？
杜中宵的办法，是官方掌握一部分经济，以足以能够控制社会财富为度。通过这一个体系，调节官方抽取利润和积累的比例，投资和消费的比例，来影响社会生产。官方不能掌握这样一个独立的体系，要么对经济无能为力，要么对某个阶层产生依赖，沦为工具。
政权不是靠税收养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权的特点。有必要，有能力，政权会出面直接掌握生产资料。直接控制土地，均田制、分封制，都是建立在土地由政权所有的基础上的。直接设立工场，从周朝开始而后历朝历代，都有规模庞大的官营工业。只有商业，官方难以控制，便有重农抑商。
宋朝经过晚唐五代的混乱，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失去了直接控制土地的条件，官僚便一直有重新控制的冲动。数次改革，重要目标都是由朝廷再次直接控制土地。
第178章 富国强兵
公有制不新鲜，不加社会主义这个限定条件，不过是中国历史的常态。不管是作为农业生产资料的土地，还是作为工业资本的工场，中国一两千年，政权都是最大的掌控者。大多数情况下，税收只是支付官员和军队俸禄的作用，维持政权运转的巨大成本，其实是由政权直接掌控的生资料来承担的。
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商业越发达，社会财富越向流通领域倾斜，政权的财政能力越弱。宋朝的数次变法，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对商业领域的控制。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杜中宵也不知道。他曾经学过的政治经济知识，大多与宋朝的现实不符，没有照方抓药的条件。学的那些理论，是以历史上的欧洲为原型推出来的，以农奴制为基础，了不起加个俄国的农村集体公社做补充，所谓的东方模型是印度。中国这种大一统、政权掌控一切的政治模式，在所有的模型中都被忽略掉了。理论中的很多制度革命，本就是中国政权历史上的常态。而在政治中被作为典型的中国模式，晚清民国时期土豪劣绅控制天下的局面，恰恰不是历史的常规形态。
没有理论指导，那就只能根据经验来了。杜中宵建立的铁监，建立的以商场为核心的常平司掌控的商业系统，就是按照前世经验照猫画虎。不过那个时代的改革，初期是从有到无，把这些从政权的手中放到民间。现在是从无到有，先把官方掌控的工商业建起来。至于以后，只能从实践中摸索了。
王安石听杜中宵讲着自己的想法，神色认真，但却坚持自己的想法。天下商人难管，如果一切由官营，就变成了吏治问题。而整顿吏治，历史上可以借鉴的经验就太多了，正是官僚的拿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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