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1 / 2）
第三条道路也提出了一些重大问题，例如，这种方法会不会让人觉得可以得到大赦，因而鼓励了犯罪呢？罪犯仅仅抱歉并当众受辱就够了吗？正义怎么办？由于大赦一笔勾销了申请成功的人的民事和刑事责任，那么剥夺受害人向罪犯和国家要求民事赔偿的权利是否公平？
我在后面会谈到这一点，但结束本章时我想指出，有条件大赦的第三条道路符合非洲式Weltanschauung（世界观）的中心特点。这在恩古尼语族中叫ubuntu（乌班图），在索托语中叫botho。是什么驱使这么多人选择了宽恕而不是要求赔偿，选择了宽宏大量而不是复仇呢？
Ubuntu很难用西方语言表达。它表述的是人之为人的精髓。当我们高度赞扬一个人时，我们说“Yu, u nobuntu”，即“嘿，某某人有ubuntu”，意思是说这个人慷慨、好客、友好、体贴和热情。他把自己的所有与他人分享。这也意味着我的人格和他的人格紧紧相连，密不可分。我们绑在一种生活中。我们说：“一个人的为人是通过他人表现出来的。”不是“我思即我在”，而是“我之为人因为我有归宿”。我参与，我分享。一个有ubuntu的人开朗而乐于助人，他或她肯定别人，不因他人的能干和优秀而感到威胁，因为他或她懂得自己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并由此具备了充分的自信；当其他人被侮辱、被贬损时，当他们被折磨、被压迫或被低人一等地对待时，他或她也会感到这种屈辱。
和谐、友谊和共享都是善行。社会和谐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善行。任何颠覆或破坏这一为人神往的善行的事，都应该像躲避瘟疫一样极力避免。气愤、反感、复仇的渴望，甚至于通过恶性竞争获得的胜利，都会侵害这一善行。宽容不只是利他，也是最好的利己形式。使你失去人性的东西必然使我也失去人性。宽容使人们坚韧，使他们在经历种种剥夺其人性的行径后能够生存下来并保持自己的人性。
Ubuntu意味着即使种族隔离的支持者，也是其实施和狂热支持的制度的受害者。无论种族隔离暴行实施者愿意与否，其人性和遭迫害的人的人性纠缠在一起。在以非人的方式对待他人、给他人施加无以名状的痛苦时，施行者也必然失去了人性。我曾说压迫者人性的损失如果不是超过也绝不亚于被压迫者，而许多白人都认为这不过是那个他们恨之不及、不负责任的图图煽动仇恨的另一个口号。然而，吉米·克鲁格先生谈到史蒂夫·比科之死时令人胆寒的冷言冷语却为我们提供了精彩的例证。他在一次集会上开玩笑说，史蒂夫·比科是死于绝食抗议，这说明他在南非有自由，他如果愿意，就可以自由地把自己饿死。他说史蒂夫·比科的死“让我无动于衷”。你不能不问，能这样随便谈论另一个人类同胞之死的人，他的人性哪里去了？
当肯尼亚迎来自由和独立时，很多人都认为毛毛将发起运动，通过疯狂的复仇把肯尼亚变成白人的坟墓。然而，肯雅塔总统那么受人爱戴，因此他的去世引起了不小的担忧。人们担心肯雅塔之后肯尼亚会变成什么样子。独立后的肯尼亚ubuntu无所不在。在津巴布韦，经过极为残酷的丛林战后，穆加贝在1980年赢得大选前夕，大谈和解、恢复和重建，让众人大为惊异。这也是ubuntu在起作用。在纳米比亚，当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第一次民主选举中取胜后，努乔马用他迷人的笑脸讨好着每一个人。对白人没有复仇。这是ubuntu在显形。
当然，情况并非都是如此。20世纪60年代初的比属刚果，ubuntu哪里去了？1994年为什么卢旺达人忘记了ubuntu，而是相互残杀，让可怕的种族杀戮笼罩其美丽的国土？我不知道，只是要说ubuntu不是一个机械、自动和必然的过程，我们南非人幸运地拥有一批不只是黑人而是各种族的卓越人物。比勒陀利亚的约翰·史密特先生之子死于非国大搞的一次爆炸事件。史密特先生是阿非利卡人，人们大都认为，他一定会对被种族隔离政府称为共产党煽动的恐怖分子满腔愤慨和敌视。当史密特谈到他儿子的死时，他的一番话让人肃然起敬。他说他不气愤，如果气愤，也是针对种族隔离政府的。他相信他儿子的死，为我们从压迫和非正义到民主和正义的过渡作出了贡献。变革的时候到了。
[1] 指梵蒂冈。—译注
[2]《图片中的南非历史：真实的故事》（Illustrated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The Real Story），开普敦，读者文摘出版社，1988年。
[3]Out of the Shadows of Night: The Struggle for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马尔文·弗兰克尔与艾伦·赛德曼著，纽约，Delacorte出版社，1989年。
[4] 南非宪法法院，案卷CCT 117/96号（1996年7月25日），“阿扎尼亚人民组织（AZAPO）等VS南非总统等”。
[5] 古希腊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在与罗马军队的一次会战中虽获胜，但代价同样十分惨重。“皮洛式的胜利”遂成西方谚语。—编注
[6] 南非宪法法院，案卷CCT 117/96号（1996年7月25日），“阿扎尼亚人民组织（AZAPO）等VS南非总统等”。
[7] 同上注。
[8] A. 博莱恩（Alex Boraine）与J. 列维（Janet Levy）合编：《一个民族的康复？》（The Healing of a Nation?），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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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后面会谈到这一点，但结束本章时我想指出，有条件大赦的第三条道路符合非洲式Weltanschauung（世界观）的中心特点。这在恩古尼语族中叫ubuntu（乌班图），在索托语中叫botho。是什么驱使这么多人选择了宽恕而不是要求赔偿，选择了宽宏大量而不是复仇呢？
Ubuntu很难用西方语言表达。它表述的是人之为人的精髓。当我们高度赞扬一个人时，我们说“Yu, u nobuntu”，即“嘿，某某人有ubuntu”，意思是说这个人慷慨、好客、友好、体贴和热情。他把自己的所有与他人分享。这也意味着我的人格和他的人格紧紧相连，密不可分。我们绑在一种生活中。我们说：“一个人的为人是通过他人表现出来的。”不是“我思即我在”，而是“我之为人因为我有归宿”。我参与，我分享。一个有ubuntu的人开朗而乐于助人，他或她肯定别人，不因他人的能干和优秀而感到威胁，因为他或她懂得自己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并由此具备了充分的自信；当其他人被侮辱、被贬损时，当他们被折磨、被压迫或被低人一等地对待时，他或她也会感到这种屈辱。
和谐、友谊和共享都是善行。社会和谐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善行。任何颠覆或破坏这一为人神往的善行的事，都应该像躲避瘟疫一样极力避免。气愤、反感、复仇的渴望，甚至于通过恶性竞争获得的胜利，都会侵害这一善行。宽容不只是利他，也是最好的利己形式。使你失去人性的东西必然使我也失去人性。宽容使人们坚韧，使他们在经历种种剥夺其人性的行径后能够生存下来并保持自己的人性。
Ubuntu意味着即使种族隔离的支持者，也是其实施和狂热支持的制度的受害者。无论种族隔离暴行实施者愿意与否，其人性和遭迫害的人的人性纠缠在一起。在以非人的方式对待他人、给他人施加无以名状的痛苦时，施行者也必然失去了人性。我曾说压迫者人性的损失如果不是超过也绝不亚于被压迫者，而许多白人都认为这不过是那个他们恨之不及、不负责任的图图煽动仇恨的另一个口号。然而，吉米·克鲁格先生谈到史蒂夫·比科之死时令人胆寒的冷言冷语却为我们提供了精彩的例证。他在一次集会上开玩笑说，史蒂夫·比科是死于绝食抗议，这说明他在南非有自由，他如果愿意，就可以自由地把自己饿死。他说史蒂夫·比科的死“让我无动于衷”。你不能不问，能这样随便谈论另一个人类同胞之死的人，他的人性哪里去了？
当肯尼亚迎来自由和独立时，很多人都认为毛毛将发起运动，通过疯狂的复仇把肯尼亚变成白人的坟墓。然而，肯雅塔总统那么受人爱戴，因此他的去世引起了不小的担忧。人们担心肯雅塔之后肯尼亚会变成什么样子。独立后的肯尼亚ubuntu无所不在。在津巴布韦，经过极为残酷的丛林战后，穆加贝在1980年赢得大选前夕，大谈和解、恢复和重建，让众人大为惊异。这也是ubuntu在起作用。在纳米比亚，当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第一次民主选举中取胜后，努乔马用他迷人的笑脸讨好着每一个人。对白人没有复仇。这是ubuntu在显形。
当然，情况并非都是如此。20世纪60年代初的比属刚果，ubuntu哪里去了？1994年为什么卢旺达人忘记了ubuntu，而是相互残杀，让可怕的种族杀戮笼罩其美丽的国土？我不知道，只是要说ubuntu不是一个机械、自动和必然的过程，我们南非人幸运地拥有一批不只是黑人而是各种族的卓越人物。比勒陀利亚的约翰·史密特先生之子死于非国大搞的一次爆炸事件。史密特先生是阿非利卡人，人们大都认为，他一定会对被种族隔离政府称为共产党煽动的恐怖分子满腔愤慨和敌视。当史密特谈到他儿子的死时，他的一番话让人肃然起敬。他说他不气愤，如果气愤，也是针对种族隔离政府的。他相信他儿子的死，为我们从压迫和非正义到民主和正义的过渡作出了贡献。变革的时候到了。
[1] 指梵蒂冈。—译注
[2]《图片中的南非历史：真实的故事》（Illustrated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The Real Story），开普敦，读者文摘出版社，1988年。
[3]Out of the Shadows of Night: The Struggle for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马尔文·弗兰克尔与艾伦·赛德曼著，纽约，Delacorte出版社，1989年。
[4] 南非宪法法院，案卷CCT 117/96号（1996年7月25日），“阿扎尼亚人民组织（AZAPO）等VS南非总统等”。
[5] 古希腊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在与罗马军队的一次会战中虽获胜，但代价同样十分惨重。“皮洛式的胜利”遂成西方谚语。—编注
[6] 南非宪法法院，案卷CCT 117/96号（1996年7月25日），“阿扎尼亚人民组织（AZAPO）等VS南非总统等”。
[7] 同上注。
[8] A. 博莱恩（Alex Boraine）与J. 列维（Janet Levy）合编：《一个民族的康复？》（The Healing of a Nation?），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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