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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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还不知道哩,”我说,“事情刚发生。”

  “给她打个电话,看她怎么说。”

  “什么?”

  “告诉她你是警察局的费恩上尉。说有不幸的消息。把这事告诉她,看她说什么。”

  我照办了:她说什么是可想而知的。有个婴儿,如此等等。

  我回办公室后,那女记录员本人想了解情况,又问我那家伙被砸烂时是什么样子。

  我向她讲了。

  “你感到恶心吗?”她问。她正吃着三个火枪手牌的棒糖。

  “哦,不,南希,”我说,“战争期间我见过许多比这还惨的事儿。”

  那时人们就认为我在写一本关于德累斯顿的书了。当时美国不大知道这次空袭。没有几个美国人知道它比——譬如说——广岛的轰炸还厉害得多连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没怎么公开。

  在一次鸡尾酒会上,我偶尔向芝加哥大学的一位教授谈到我所看到的这次空袭,谈到我要写的这本书。他是一个称之为“社会思想委员会”之类组织的会员。他向我谈起集中营,谈起德国人用犹太死人身上的脂肪制造肥皂和蜡烛等等。

  我能说的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确实使每个人变得很刻苦。我成了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通用电气公司的对外宣传联络员,并自告奋勇地担任了阿尔普劳斯村的消防队员,我在那儿买下了我的第一所住宅。

  公司的老板是我可望碰到的最刻苦的人之一。他曾担任巴尔的摩海军对外宣传联络中校。我在斯克内克塔迪时,他加入了荷兰改革教会,那的确是个严格的教会。

  有时他常嘲笑地问我为什么没当上军官,好像认为我干了什么错事似的我妻子和我都瘦了。这是我们的“清瘦之年”。我的朋友中的许多退伍军人和他们的妻子也都瘦了。我认为,斯克内克塔迪最好的退伍军人,最善良、最有趣、最憎恶战争的退伍军人是真正打过仗的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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