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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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地点在威斯康星……”

  如此等等,周而复始。

  多年来,见到我的人常问我在写什么,我总是回答说,主要是写一本关于德累斯顿的书。

  一次我对电影制片人哈里森·斯塔尔说这话时,他扬起眉毛问道:“是一本反战作品吗?”

  “我想是的。”我说。

  “当我听说有人写反战作品时,你知道我对他们讲什么?”

  “不知道。你说啥,哈里森·斯塔尔?”

  “我说呀,与其写反战作品,何不写反冰河的作品?”

  他的意思当然是说:战争总会有的,反对战争就像拦截冰河一样,谈何容易。我也这样想。

  即令战争不像冰河那样不停地涌来,人总还是要死的。

  前两年。当我着手写这本关于德累斯顿的名著时,我想打电话给老战友伯纳德·弗·奥黑尔,问他我是否可以去看他。他那时是宾夕法尼亚的地方检察官,而我是住在科德角的一个作家。我们在部队里当过兵,是步兵侦察兵。我们从没指望战争后发什么财,但是我们生活得很好。

  我让贝尔电话公司找他,贝尔电话公司很有办法,设法找到了他。有时在深夜我会发病,发病时就想喝酒和打电话。我喝醉酒,散发着玫瑰花和芥子气的味儿,便把妻子熏跑。然后我就庄重而文雅地拿起电话筒,请电话员帮我跟多年不见的这个或那个朋友接通线路。

  就这样我与奥黑尔通了电话。他身材矮小,而我个儿高大。

  战争期间我们是亲密的伙伴,我们曾同时被捕。我在电话里说明我是谁,他一下子就听出来了。他还没有上床,正在看书,他家里的人却都睡着了。

  “听我讲——”我说,“我正在写那本关于德累斯顿的书。我希望有人帮我回忆一些事情。我不知道是否可以到你那里去看你,我们可以一块儿喝酒,聊天,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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