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章（1 / 2）
第三，尤其在迫降动作上，在当时那样紧急状况下，除了飞行员精湛技术因素外，没有沉着、果敢的胆量与魄力，是不能在如此复杂条件下操纵飞机迫降成功的。
“九一三”事件爆发时，专机师王副师长正在国外忙于接收新飞机的工作，用当时的话来说，由于他担任过周宇驰的飞行教员，上了林彪的“贼船”，命令他中途返回，到北京后没让他回家看看，就开始了漫长的拘留审查生活。1974年7月接到师领导的口头通知，到空军第二航空学校任副参谋长。当他把妻子儿女四口留在北京，只身登上南下的火车，到四川上任的时候，同时也等于宣布终止他飞行资格的决定。
1947年，王副师长刚到16岁，自己的家乡哈尔滨已经被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解放了，正在上初中二年级的他与同学们一起，满怀革命激情参加了解放军。在38军野战医院随部队南征北战，全国解放后又加入到抗美援朝的行列，在朝鲜战场上被挑选为空军飞行学员，从此与飞行结下了不解之缘。1955年，中国空军成立第一个直升机大队的时候，他就成了其中的一名技术骨干。由于空军专机飞行任务的需要，他带领两个直升机组加盟专机部队行列，从此开始了他的专机生涯。后来，直升机发展到一个团的规模。
除了担任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的专机任务之外，还担任许多特殊任务。1959年5月，驾驶直升机参加了刘亚楼司令员亲自组织指挥的大型对外军事表演。当年北京市上空有史以来第一次见到的直升机，就是他为我国第一届全运会开幕式进行的空中拍照与飞行表演。1967年国庆节上午10点整，他驾驶国产直5型直升机，载着摄影师在天安门上空沿长安街进行新闻摄影。天安门上有毛主席和其他党政军领导人，广场有百万群众。这次行动是经过主席同意的，何时进入何时退出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指挥，如此等等。
虽然在航校担任工作，却与飞行无缘。不久，王副师长接到来自北京的审查结论与处分决定，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行政降一级。几年后，转业地方工作，安排到沈阳铸造厂负责职工教育。
由于王副师长在职时在直升机的科研问题上经常与航空工业部门的有关领导打交道，当他们知道这样一位紧缺的技术人才已经远离飞行岗位时，立即通过各种关系调他到位于江西省的直升机设计研究所任副总工程师，负责直升机的试飞工作，使他这位既有理论又有飞行实践经验的专家有了为国家施展自己抱负的空间。新机种的试飞与军用飞机的改装工作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王副师长的业绩受到了航空工业部门及飞机制造局有关领导的赞赏。直到1991年年满60岁，谢绝研究所的返聘，离休回家。
如今，王副师长已80多岁高龄，每谈起过去那段往事，他还是像当年驾驶直升机那样，沉稳而有条不紊地说：“我这一辈子感到最大的心理安慰是党让我学到的那点知识最后又用到了应该用的地方。”当他见到自己当年的下属陈士印的时候，很有感触地说：“如果林彪事件爆发前我没有到国外去的话，灾难就不会降落在你的身上……”我听到这番话时，心里感到热乎乎的，这不正是当年战友情谊的真实表露吗？
第二节 “九一三”事件中的北京专机师指挥所
这一节是根据我的上级、教员、战友、当年的专机师师长时念堂的回忆写出的。
1971年8月中旬，空军专机师师长时念堂，亲自到人民大会堂领受周恩来总理下达的执行中央歌舞团出访欧洲各国的专机任务后，经过近半个月的精心准备，于1971年9月6日8点30分，带领包括民航在内的3架伊尔-18飞机，满载着出访的歌舞团人员及中国同欧洲各国人民的友谊，从北京首都机场起飞，朝着访问的第一站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飞去。
9月8日，在地那拉当地时间7点30分，又带领完成送团任务后的3架飞机沿着去时的航线原路返回，日夜兼程，于9月9日北京时间下午2点40分，三架伊尔-18飞机徐徐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等阿尔巴尼亚驻华使馆人员接走随机到达的50多名客人之后，师长将飞机飞回西郊机场。
9月10日，全体机组人员休息一天。
9月11日，全体机组人员进行出国飞行任务讲评。
9月9日当师长返回北京首都机场时，到首都机场迎接师长凯旋归来的专机师曹副师长在飞机返回西郊机场的空中，对师长说：“北戴河林彪要动（注：习惯用语，使用飞机的意思）。”
师长出国之前就听说准备执行林彪的专机任务，这几乎是每年的9月份都会出现的一次林彪的专机任务。他想，林彪以前一直乘坐“子爵”号飞机，这次改乘三叉戟飞机，当然应该是专机师副政委潘景寅承担这个任务了。因为，在改装三叉戟飞机的最高领导中，只有潘景寅会驾驶三叉戟飞机，近一年来三叉戟飞机的专机任务都是潘景寅担任机长去执行的。想到这里，师长说：“应该让机组抓紧时间准备，飞机要经过全面检查并经过试飞后，人、机处于待命状态。”这是师长对待全师重要专机任务一贯的指导思想与行之有效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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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三”事件爆发时，专机师王副师长正在国外忙于接收新飞机的工作，用当时的话来说，由于他担任过周宇驰的飞行教员，上了林彪的“贼船”，命令他中途返回，到北京后没让他回家看看，就开始了漫长的拘留审查生活。1974年7月接到师领导的口头通知，到空军第二航空学校任副参谋长。当他把妻子儿女四口留在北京，只身登上南下的火车，到四川上任的时候，同时也等于宣布终止他飞行资格的决定。
1947年，王副师长刚到16岁，自己的家乡哈尔滨已经被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解放了，正在上初中二年级的他与同学们一起，满怀革命激情参加了解放军。在38军野战医院随部队南征北战，全国解放后又加入到抗美援朝的行列，在朝鲜战场上被挑选为空军飞行学员，从此与飞行结下了不解之缘。1955年，中国空军成立第一个直升机大队的时候，他就成了其中的一名技术骨干。由于空军专机飞行任务的需要，他带领两个直升机组加盟专机部队行列，从此开始了他的专机生涯。后来，直升机发展到一个团的规模。
除了担任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的专机任务之外，还担任许多特殊任务。1959年5月，驾驶直升机参加了刘亚楼司令员亲自组织指挥的大型对外军事表演。当年北京市上空有史以来第一次见到的直升机，就是他为我国第一届全运会开幕式进行的空中拍照与飞行表演。1967年国庆节上午10点整，他驾驶国产直5型直升机，载着摄影师在天安门上空沿长安街进行新闻摄影。天安门上有毛主席和其他党政军领导人，广场有百万群众。这次行动是经过主席同意的，何时进入何时退出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指挥，如此等等。
虽然在航校担任工作，却与飞行无缘。不久，王副师长接到来自北京的审查结论与处分决定，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行政降一级。几年后，转业地方工作，安排到沈阳铸造厂负责职工教育。
由于王副师长在职时在直升机的科研问题上经常与航空工业部门的有关领导打交道，当他们知道这样一位紧缺的技术人才已经远离飞行岗位时，立即通过各种关系调他到位于江西省的直升机设计研究所任副总工程师，负责直升机的试飞工作，使他这位既有理论又有飞行实践经验的专家有了为国家施展自己抱负的空间。新机种的试飞与军用飞机的改装工作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王副师长的业绩受到了航空工业部门及飞机制造局有关领导的赞赏。直到1991年年满60岁，谢绝研究所的返聘，离休回家。
如今，王副师长已80多岁高龄，每谈起过去那段往事，他还是像当年驾驶直升机那样，沉稳而有条不紊地说：“我这一辈子感到最大的心理安慰是党让我学到的那点知识最后又用到了应该用的地方。”当他见到自己当年的下属陈士印的时候，很有感触地说：“如果林彪事件爆发前我没有到国外去的话，灾难就不会降落在你的身上……”我听到这番话时，心里感到热乎乎的，这不正是当年战友情谊的真实表露吗？
第二节 “九一三”事件中的北京专机师指挥所
这一节是根据我的上级、教员、战友、当年的专机师师长时念堂的回忆写出的。
1971年8月中旬，空军专机师师长时念堂，亲自到人民大会堂领受周恩来总理下达的执行中央歌舞团出访欧洲各国的专机任务后，经过近半个月的精心准备，于1971年9月6日8点30分，带领包括民航在内的3架伊尔-18飞机，满载着出访的歌舞团人员及中国同欧洲各国人民的友谊，从北京首都机场起飞，朝着访问的第一站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飞去。
9月8日，在地那拉当地时间7点30分，又带领完成送团任务后的3架飞机沿着去时的航线原路返回，日夜兼程，于9月9日北京时间下午2点40分，三架伊尔-18飞机徐徐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等阿尔巴尼亚驻华使馆人员接走随机到达的50多名客人之后，师长将飞机飞回西郊机场。
9月10日，全体机组人员休息一天。
9月11日，全体机组人员进行出国飞行任务讲评。
9月9日当师长返回北京首都机场时，到首都机场迎接师长凯旋归来的专机师曹副师长在飞机返回西郊机场的空中，对师长说：“北戴河林彪要动（注：习惯用语，使用飞机的意思）。”
师长出国之前就听说准备执行林彪的专机任务，这几乎是每年的9月份都会出现的一次林彪的专机任务。他想，林彪以前一直乘坐“子爵”号飞机，这次改乘三叉戟飞机，当然应该是专机师副政委潘景寅承担这个任务了。因为，在改装三叉戟飞机的最高领导中，只有潘景寅会驾驶三叉戟飞机，近一年来三叉戟飞机的专机任务都是潘景寅担任机长去执行的。想到这里，师长说：“应该让机组抓紧时间准备，飞机要经过全面检查并经过试飞后，人、机处于待命状态。”这是师长对待全师重要专机任务一贯的指导思想与行之有效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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