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1 / 2）
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看到批示后，不无吃惊地问刘亚楼：怎么这个事也惊动到主席那里？刘亚楼巧妙地回答：我们没办法，解决不了嘛。中组部部长安子文一语道破：你刘司令手里有尚方宝剑，还有什么办不到的事？！这不就是办法，这不就解决了吗！
新中国诞生之初，蓝色的天空时常被国民党的敌机侵扰，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安定。
1949年12月，毛泽东在北京乘坐专列启程赴苏，刘亚楼命令林虎率徐登昆、吉世堂、马杰三组成P－51中队，沿中长铁路掩护。
毛泽东对人民空军的期望，在许多场合显山露水表现出来，访苏期间还时刻关注着空军建设。1950年1月13日，他在国内来电《关于海南岛作战问题》上批示：“请粟裕、叶飞到北京与聂荣臻、刘亚楼研究商量如何做好这些工作。”随后，刘亚楼跟随周恩来访苏商请苏联派出空军部队、协助加强上海等地防空以及帮助组建中国伞兵等问题。2月4日，毛泽东约刘亚楼谈话，明确指示要把国民党起义的伞兵第三团，从三野划归空军建制，加强训练。
尽快学会飞行
1950年3月8日，刘亚楼和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陪同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与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等会谈航空协定事宜。这次与苏联谈判取得喜人成绩，向苏联政府订购各型飞机586架，其中歼击机280架，轰炸机198架。后来，这个方案改为接收苏联空军在上海、大连地区协助防空时使用的旧飞机。这些飞机装备了中国空军第一批组建的部队。另外，还向苏联政府聘请到了41名顾问、订购到了300具降落伞，为空降兵部队的组建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访苏回来，面对国民党空军对上海、福州、广州等沿海要地的轰炸、袭扰，当面指示刘亚楼：必须迅速增强空军力量，国土防空和解放台湾都非常需要早一点有自己的空军。周恩来对刘亚楼寄予厚望：要很快地把航空学校办好，越快越好，快一个月也好。
刘亚楼从领袖们的语气里感觉到了“焦急”，他也更焦急了，心急如焚，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空军面临既要组建部队准备参加解放台湾及沿海岛屿作战，又要担负要地防空任务，原定的培训计划已感不足。
不久，刘亚楼列席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他当面向毛泽东建议：选调100名左右年轻力壮、文化较高、军事政治素质好的营团干部学飞行，以作未来的空军中、高级飞行指挥人员。毛泽东十分重视这一建议，在三中全会讲话中即席向各大军区、各野战军作了指示，要求“以最快的速度”如数选调。各大军区闻风而动，93名营、团干部很快就到了空军。这些从枪林弹雨的战火中走来的陆军干部，许多人都负过战伤，达不到严格的飞行员身体标准。对此，刘亚楼在一份报告上批示：“对陆军调到空军来的营以上干部，只要学飞行没有什么障碍的，对身体不要要求太严。他们有实战经验，要培养他们掌握飞行知识和技术，成为空军指挥员。”
随后，一批师军级干部也奉调空军，刘亚楼亲自考察、“验收”。有的师军长因为担心玩不转空军而不太愿意来，刘亚楼便情真意切地挽留。据当年有此思想情绪的一野十师师长刘懋功回忆：“他（刘亚楼）不急、不怪、不怒，非常耐心、和蔼地做说服、教育工作，把我们的"理由"一条一条驳回去。”
刘懋功显得特别“顽固”，一心想回陆军。刘亚楼找他谈了三次，火也发了，可还是没打通他的思想。刘亚楼知道抗大时期的这个学生是能打仗的，因此并没放弃努力，得知他是第一次来北京，乃派车接他和妻子孩子到颐和园游玩。那天在场的还有公安部部长兼公安军司令员罗瑞卿、第十三兵团司令员邓华、刚从空军政委会上调任总政第二副主任的萧华等人。
游玩时，刘亚楼闭口不提工作上的事。午饭时，大家坐在一张桌上，刘亚楼用筷子点点刘懋功，笑着说话了：这个刘懋功呀，调到我们空军了，却嫌我们空军庙小，不想干，我都谈了三次了，还没有谈通。
萧华马上劝说刘懋功：刘司令都三请诸葛了，你还不去，别人想去刘司令还不答应呢！去吧，到空军是大有可为的。
罗瑞卿则语带批评地说：刘懋功你这可不行啊，命令下了就得服从嘛，你过去都是挺好的嘛，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要服从组织决定，要马上报到！
面对这么多高级首长，刘懋功有点儿尴尬，感觉再推托就实在不像话了，马上说：好吧，我服从组织分配，明天就去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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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诞生之初，蓝色的天空时常被国民党的敌机侵扰，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安定。
1949年12月，毛泽东在北京乘坐专列启程赴苏，刘亚楼命令林虎率徐登昆、吉世堂、马杰三组成P－51中队，沿中长铁路掩护。
毛泽东对人民空军的期望，在许多场合显山露水表现出来，访苏期间还时刻关注着空军建设。1950年1月13日，他在国内来电《关于海南岛作战问题》上批示：“请粟裕、叶飞到北京与聂荣臻、刘亚楼研究商量如何做好这些工作。”随后，刘亚楼跟随周恩来访苏商请苏联派出空军部队、协助加强上海等地防空以及帮助组建中国伞兵等问题。2月4日，毛泽东约刘亚楼谈话，明确指示要把国民党起义的伞兵第三团，从三野划归空军建制，加强训练。
尽快学会飞行
1950年3月8日，刘亚楼和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陪同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与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等会谈航空协定事宜。这次与苏联谈判取得喜人成绩，向苏联政府订购各型飞机586架，其中歼击机280架，轰炸机198架。后来，这个方案改为接收苏联空军在上海、大连地区协助防空时使用的旧飞机。这些飞机装备了中国空军第一批组建的部队。另外，还向苏联政府聘请到了41名顾问、订购到了300具降落伞，为空降兵部队的组建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访苏回来，面对国民党空军对上海、福州、广州等沿海要地的轰炸、袭扰，当面指示刘亚楼：必须迅速增强空军力量，国土防空和解放台湾都非常需要早一点有自己的空军。周恩来对刘亚楼寄予厚望：要很快地把航空学校办好，越快越好，快一个月也好。
刘亚楼从领袖们的语气里感觉到了“焦急”，他也更焦急了，心急如焚，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空军面临既要组建部队准备参加解放台湾及沿海岛屿作战，又要担负要地防空任务，原定的培训计划已感不足。
不久，刘亚楼列席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他当面向毛泽东建议：选调100名左右年轻力壮、文化较高、军事政治素质好的营团干部学飞行，以作未来的空军中、高级飞行指挥人员。毛泽东十分重视这一建议，在三中全会讲话中即席向各大军区、各野战军作了指示，要求“以最快的速度”如数选调。各大军区闻风而动，93名营、团干部很快就到了空军。这些从枪林弹雨的战火中走来的陆军干部，许多人都负过战伤，达不到严格的飞行员身体标准。对此，刘亚楼在一份报告上批示：“对陆军调到空军来的营以上干部，只要学飞行没有什么障碍的，对身体不要要求太严。他们有实战经验，要培养他们掌握飞行知识和技术，成为空军指挥员。”
随后，一批师军级干部也奉调空军，刘亚楼亲自考察、“验收”。有的师军长因为担心玩不转空军而不太愿意来，刘亚楼便情真意切地挽留。据当年有此思想情绪的一野十师师长刘懋功回忆：“他（刘亚楼）不急、不怪、不怒，非常耐心、和蔼地做说服、教育工作，把我们的"理由"一条一条驳回去。”
刘懋功显得特别“顽固”，一心想回陆军。刘亚楼找他谈了三次，火也发了，可还是没打通他的思想。刘亚楼知道抗大时期的这个学生是能打仗的，因此并没放弃努力，得知他是第一次来北京，乃派车接他和妻子孩子到颐和园游玩。那天在场的还有公安部部长兼公安军司令员罗瑞卿、第十三兵团司令员邓华、刚从空军政委会上调任总政第二副主任的萧华等人。
游玩时，刘亚楼闭口不提工作上的事。午饭时，大家坐在一张桌上，刘亚楼用筷子点点刘懋功，笑着说话了：这个刘懋功呀，调到我们空军了，却嫌我们空军庙小，不想干，我都谈了三次了，还没有谈通。
萧华马上劝说刘懋功：刘司令都三请诸葛了，你还不去，别人想去刘司令还不答应呢！去吧，到空军是大有可为的。
罗瑞卿则语带批评地说：刘懋功你这可不行啊，命令下了就得服从嘛，你过去都是挺好的嘛，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要服从组织决定，要马上报到！
面对这么多高级首长，刘懋功有点儿尴尬，感觉再推托就实在不像话了，马上说：好吧，我服从组织分配，明天就去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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