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2 / 2）
1986年，我和弟弟华桐沿江重访母亲带着几个小儿女，在抗战中艰苦生活过的地方。重庆、万县、三斗坪、宜昌、武汉。最后去开封。湖北应山县外办突然来了，提着一包皮蛋，特地赶来邀请我和华桐去应山。那算是我们老家了，但我母亲这一房人从没去过。父亲死后，在母亲的苦难中，那儿的亲友对我们敬鬼神而远之。我和华桐一时也无法改变早已决定的行程。我对大哥说：你去吧。他说：我算什么？他们要你们去呀。
我们从外办那儿终于知道了二哥的情况。1980年，湖北副省长把调查聂华棣下落的工作，交给应山县办理。刚好是来开封的这位外办去调查。二哥的命运，寥寥几句话就了结了。
50年代，二哥从武汉回应山养牛。忽然有几条牛死了。有人说牛是他毒死的。他就进了劳改营。他在那儿得了肺病。据说1960年左右被释放了，但应山没有他回去的记录，武汉也没有。最后外办找到一个当年和他一起劳改的人。那人说，他在劳改营里看见过二哥，骨瘦如柴，因为劳改，没敢说话。过了一阵子，他走过一堆黄土。土堆前面插了一个小牌子：聂华棣
《三生影像》 寻找艾青，1978(1)
1978年，第一次回乡，Paul和两女儿薇薇蓝蓝同行。到了北京，我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寻找艾青。70年代，我在美国读过可能找到的艾青的诗，也译过他的一些诗，知道他在1957年因为和“丁陈反党集团”的关系而被打成大右派，1959年下放到新疆。现在，他在哪儿？他在做什么？仍然写诗吗？我到北京之前，就有个预感：艾青在北京。他1938年写的诗有一行：“而我──这来自南方的旅客，却爱这悲哀的北国啊”。
到了北京，我一有机会，就说要见艾青。没有回应。我们却巧遇另一诗人蔡其矫。1938年从印尼回中国，他才十九岁，立刻去了延安。1957年“反右”运动，蔡其矫的诗被批判成“脱离政治，放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热衷于追求资产阶级趣味和表现资产阶级美学理想，迷恋腐朽的形式主义”。他也沉默了。
我在70年代初偶然发现蔡其矫的诗，那正是中国文艺“三突出”时代，就因为蔡其矫的诗没有什么“突出”，我到处找来他的诗读了，并选了几首译成英文。他和艾青的诗都收集在我编译的英文“百花齐放文学”中，哥伦比亚大学出版。 ↑返回顶部↑
我们从外办那儿终于知道了二哥的情况。1980年，湖北副省长把调查聂华棣下落的工作，交给应山县办理。刚好是来开封的这位外办去调查。二哥的命运，寥寥几句话就了结了。
50年代，二哥从武汉回应山养牛。忽然有几条牛死了。有人说牛是他毒死的。他就进了劳改营。他在那儿得了肺病。据说1960年左右被释放了，但应山没有他回去的记录，武汉也没有。最后外办找到一个当年和他一起劳改的人。那人说，他在劳改营里看见过二哥，骨瘦如柴，因为劳改，没敢说话。过了一阵子，他走过一堆黄土。土堆前面插了一个小牌子：聂华棣
《三生影像》 寻找艾青，1978(1)
1978年，第一次回乡，Paul和两女儿薇薇蓝蓝同行。到了北京，我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寻找艾青。70年代，我在美国读过可能找到的艾青的诗，也译过他的一些诗，知道他在1957年因为和“丁陈反党集团”的关系而被打成大右派，1959年下放到新疆。现在，他在哪儿？他在做什么？仍然写诗吗？我到北京之前，就有个预感：艾青在北京。他1938年写的诗有一行：“而我──这来自南方的旅客，却爱这悲哀的北国啊”。
到了北京，我一有机会，就说要见艾青。没有回应。我们却巧遇另一诗人蔡其矫。1938年从印尼回中国，他才十九岁，立刻去了延安。1957年“反右”运动，蔡其矫的诗被批判成“脱离政治，放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热衷于追求资产阶级趣味和表现资产阶级美学理想，迷恋腐朽的形式主义”。他也沉默了。
我在70年代初偶然发现蔡其矫的诗，那正是中国文艺“三突出”时代，就因为蔡其矫的诗没有什么“突出”，我到处找来他的诗读了，并选了几首译成英文。他和艾青的诗都收集在我编译的英文“百花齐放文学”中，哥伦比亚大学出版。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