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章（1 / 1）
“敌人还剥光我的衣服，把我吊起来拷打我。又给我拍照。他们给我拍照时，我感到痛了。真奇怪，似乎感到了切肤之痛。在这以前，肉体几乎是麻木的。我光知道用两只手紧紧遮护着胸脯……敌人疯狂得丧失了人性。我曾看到一个叫柯连卡的小男孩，还不到一岁，大人还在教他学说‘妈妈’呢。这样小的婴孩，当敌人把他从母亲怀里夺走时，他也能明白要失掉母亲了，于是平生第一次喊出了‘妈一一妈！’其实，这还不是语言，或者说，它不仅仅是语言，只不过是一个婴孩本能的声音。
“我简直不能讲述这件事。打那以后我就一直生着病。别人都劝我：‘你哪儿都不能去，真是的，干吗要到学校去?保重保重自己吧。’可是，那些人都已经不在了，谁能给我娇宠自己的权利?柯连卡不在了，他年轻的母亲也不在了。唉，我在牢房里见到的都是多么好的人！他们在盖世太保地下室里默默死去，他们的英勇行为只有牢狱的四壁知道。如今，四个年过去了，我仍然在心里向他们表示深切的敬意。他们常说：‘死比什么都简单!”可是，活着呢……如果在那以前，有人对我说我能忍受遭遇到的那一切，我绝不会相信。
“现在的青年对满腔热情地谈论理想已经不热衷了。我们那时恰恰相反。人们说，我生性意志坚强，所以我能挺下来。错了！那是因为我信仰坚强！我们相信，坚决相信：我们必定会战胜敌人。我们怀疑的只有—点，就是：我们能否活到这个伟大的日子?
“我们牢房里有个很小的窗子，不，不能算是窗子，只不过是个透气孔。得让人托着你，才能看到外面，而且看到的不是一抹天空，仅仅是一小片屋顶。我们大家虚弱得厉害，根本做不到互相托一把去看看外面。我们有位难友叫安尼娅，是个女伞兵。她从飞机里跳出来，一落地就被敌人抓住了。就是她，被打得皮开肉绽，却突然请求我们说：‘托我一把吧，我想看看自由，我只要能上去看一眼，就满足了。”
“我们大家一齐用力把她托了起来。她说：‘姑娘们，那儿有一朵小花……’于是，每个姑娘都开始要求：‘托我一下……’，‘托我一下吧……’那儿是一朵蒲公英，我不知道它怎么会长到屋顶上的，怎样在那儿生根的。从此，我们每天早晨都要细细端详它。每个人都对着这朵小花出神。我现在知道了，当时大家都是同一个念头：这朵花儿能活着离开这座地狱吗?
“安尼娅最后一次被叫出去，正好是在清晨。这次不是叫她去受审，大家都清楚，最后的时刻到了，她要被枪毙了。而她对大家却只有一个要求：‘姑娘们，请你们弄些水来，浇浇那朵花儿……’”
索菲亚·米纶诺夫娜哽哽咽咽地说了好久。“要不，讲得简短些?”她问我。而简短是不行的，连她自己也没法讲得简短。我发现，她在苦恼，因为她用语言只能表达出她经历中最微不足道、最少的那一部分。我甚至觉得，她此刻好象不是跟我在一起，而回到当年的旧事中去了。她是在跟自己交谈，在同自己的记忆交谈。
“我想，对您谈谈大自然也许是很重要的，因为人间万事都是在它的背景上呈现的。不知怎的，我对这些记得很牢。在敌人入侵的整个期间，天空是另一种模样，呈现着铅一般的颜色，沉甸甸地笼罩着大地。我真想把天空撕开，哪怕只撕开一处，也好显得光明些。我本来最喜欢春天。樱桃花儿开了，丁香树周围飘溢着丁香花的香味儿，我那个高兴劲儿……您不要对我的这种天性感到惊讶。我还写过诗呢。可是现在我不喜欢春天了。那是因为战争横在了我们之间——我和大自然之间。那年樱桃花盛开时，我看到法西斯践踏在我的故乡日托米尔的土地上……
“我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一些尊重我父亲的老百姓把我救了。我父亲是个大夫，那年月尊重医生的人很多。人们把我送回家，我全身都是伤，而且马上长满了神经性湿疹。我连妈妈和爸爸的声音都听不出了。我难受得整天叫喊，只有泡在热水里才会住声。我不许妈妈离开我一会儿，她只好求我：‘好女儿，妈妈要去生炉子，侍弄菜园子……’可我还是不放她走。只要她一出去，往事就要向我袭来，我经历过的一切都会浮现出来。为转移我注意力，妈妈给我找来一束花。可还是一样……怕引起我联想，我被盖世太保抓去时穿过的连衣裙，妈妈给藏了起来。她对谁都不放心。直到妈妈去世，那条连衣裙还压在她枕头下面。她活着时一直藏着它……
“我第一次起床下地，是在我看到我军战士的时候。我已经躺了一年多，突然从床上一跃而起，跑到大街上喊：‘我的亲人们！最亲爱的人……’战土们把我抬回家来。我很兴奋，第二、第三天接连跑到兵役委员会去：‘给我分配工作吧!’有人告诉了我爸爸，他跑来领我：‘孩子，你怎么到这儿来啦?谁能要你工作?’这下子，我又病了几天，身上又开始痛起来。我整天整天地叫着喊着，人们从房屋外边走过，都祈祷着：‘上帝啊，要不您就收走她的灵魂，要不就救救她，别让她这么痛苦了…… ↑返回顶部↑
“我简直不能讲述这件事。打那以后我就一直生着病。别人都劝我：‘你哪儿都不能去，真是的，干吗要到学校去?保重保重自己吧。’可是，那些人都已经不在了，谁能给我娇宠自己的权利?柯连卡不在了，他年轻的母亲也不在了。唉，我在牢房里见到的都是多么好的人！他们在盖世太保地下室里默默死去，他们的英勇行为只有牢狱的四壁知道。如今，四个年过去了，我仍然在心里向他们表示深切的敬意。他们常说：‘死比什么都简单!”可是，活着呢……如果在那以前，有人对我说我能忍受遭遇到的那一切，我绝不会相信。
“现在的青年对满腔热情地谈论理想已经不热衷了。我们那时恰恰相反。人们说，我生性意志坚强，所以我能挺下来。错了！那是因为我信仰坚强！我们相信，坚决相信：我们必定会战胜敌人。我们怀疑的只有—点，就是：我们能否活到这个伟大的日子?
“我们牢房里有个很小的窗子，不，不能算是窗子，只不过是个透气孔。得让人托着你，才能看到外面，而且看到的不是一抹天空，仅仅是一小片屋顶。我们大家虚弱得厉害，根本做不到互相托一把去看看外面。我们有位难友叫安尼娅，是个女伞兵。她从飞机里跳出来，一落地就被敌人抓住了。就是她，被打得皮开肉绽，却突然请求我们说：‘托我一把吧，我想看看自由，我只要能上去看一眼，就满足了。”
“我们大家一齐用力把她托了起来。她说：‘姑娘们，那儿有一朵小花……’于是，每个姑娘都开始要求：‘托我一下……’，‘托我一下吧……’那儿是一朵蒲公英，我不知道它怎么会长到屋顶上的，怎样在那儿生根的。从此，我们每天早晨都要细细端详它。每个人都对着这朵小花出神。我现在知道了，当时大家都是同一个念头：这朵花儿能活着离开这座地狱吗?
“安尼娅最后一次被叫出去，正好是在清晨。这次不是叫她去受审，大家都清楚，最后的时刻到了，她要被枪毙了。而她对大家却只有一个要求：‘姑娘们，请你们弄些水来，浇浇那朵花儿……’”
索菲亚·米纶诺夫娜哽哽咽咽地说了好久。“要不，讲得简短些?”她问我。而简短是不行的，连她自己也没法讲得简短。我发现，她在苦恼，因为她用语言只能表达出她经历中最微不足道、最少的那一部分。我甚至觉得，她此刻好象不是跟我在一起，而回到当年的旧事中去了。她是在跟自己交谈，在同自己的记忆交谈。
“我想，对您谈谈大自然也许是很重要的，因为人间万事都是在它的背景上呈现的。不知怎的，我对这些记得很牢。在敌人入侵的整个期间，天空是另一种模样，呈现着铅一般的颜色，沉甸甸地笼罩着大地。我真想把天空撕开，哪怕只撕开一处，也好显得光明些。我本来最喜欢春天。樱桃花儿开了，丁香树周围飘溢着丁香花的香味儿，我那个高兴劲儿……您不要对我的这种天性感到惊讶。我还写过诗呢。可是现在我不喜欢春天了。那是因为战争横在了我们之间——我和大自然之间。那年樱桃花盛开时，我看到法西斯践踏在我的故乡日托米尔的土地上……
“我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一些尊重我父亲的老百姓把我救了。我父亲是个大夫，那年月尊重医生的人很多。人们把我送回家，我全身都是伤，而且马上长满了神经性湿疹。我连妈妈和爸爸的声音都听不出了。我难受得整天叫喊，只有泡在热水里才会住声。我不许妈妈离开我一会儿，她只好求我：‘好女儿，妈妈要去生炉子，侍弄菜园子……’可我还是不放她走。只要她一出去，往事就要向我袭来，我经历过的一切都会浮现出来。为转移我注意力，妈妈给我找来一束花。可还是一样……怕引起我联想，我被盖世太保抓去时穿过的连衣裙，妈妈给藏了起来。她对谁都不放心。直到妈妈去世，那条连衣裙还压在她枕头下面。她活着时一直藏着它……
“我第一次起床下地，是在我看到我军战士的时候。我已经躺了一年多，突然从床上一跃而起，跑到大街上喊：‘我的亲人们！最亲爱的人……’战土们把我抬回家来。我很兴奋，第二、第三天接连跑到兵役委员会去：‘给我分配工作吧!’有人告诉了我爸爸，他跑来领我：‘孩子，你怎么到这儿来啦?谁能要你工作?’这下子，我又病了几天，身上又开始痛起来。我整天整天地叫着喊着，人们从房屋外边走过，都祈祷着：‘上帝啊，要不您就收走她的灵魂，要不就救救她，别让她这么痛苦了……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