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1 / 2）
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也回忆起这次战斗：
“我正在给伤员包扎，边上躺着一个法西斯。我以为他已死了，根本没去注意他。不料他只是受了伤，还想杀死我。我发觉有谁在后面动我，赶忙转过身一看，飞起一脚踢掉了他的冲锋枪。我没有打死他，也没给他包扎，就走开了。那家伙是腹部受伤……”
季娜依达·瓦西里耶夫娜继续说：
“我正在背伤员，突然发现有两个德国鬼子从一辆轻型坦克里爬出来。坦克被打坏了，而他们显然没及时跳出来。只差一秒钟，——要是我没有及时射击，我和伤员就被他们开枪打死了。事情总是那么突然，情况似乎很凶险，但更令人憎恨：他们为什么要到我们的国土上来，来干什么？可是你若亲手杀死他们，又害怕得很……
“战斗结束了，上百名哥萨克都从马鞍上跳下来。可是这时奥丽雅却不见了。我逢人便问，到处都查看过了，我最后一个离开战场。天已经黑了，奥丽雅仍没找见……大伙儿说，由他们负责抬伤员。于是我什么都不做，只是一个劲儿寻找她。我留在大队人马后面，耐着性子等候姐姐，可怎么也不见她的踪影。我哭了起来：难道第一次战斗就把姐姐弄丢了？她到哪儿去了?她出什么事儿了?也许她正在什么地方快死了，在呼唤我……
“奥丽雅深夜才追上我们。见到我们姐妹俩重逢，连哥萨克们都哭了。我们吊在对方的脖子上，不肯分开。到这时我们才明白，我们不能在一个连队，双方都受不了。最好是分开，不见面。如果一个人在另一个人眼前死去，那么我们肯定经受不住这种打击。于是我们决定，我得申请到别的连队去。”
“把您调走了吗？”
“是的，我们俩分开作战。起初是在不同的骑兵连，后来甚至不在同一个师了。但只要有机会，就互相转达问候，了解一下对方是否还活着……”
在我们坐着的大房间里，四面墙壁挂满了姐妹俩在战前和前线的放大照片。在我面前这张照片上，她们还是中学生——戴着太阳帽，捧着鲜花，这是在战争爆发前两周拍的一张照片。这是两张纯朴而又带孩子气的面孔，笑盈盈的，因为等候揿快门而稍稍显得有点儿一本正经。在旁边的照片上，她们已经穿起了哥萨克的斗篷和骑兵的毡靴。这几张照片是四二年拍摄的，时间上虽然只隔了一年，但面孔却大变样了，简直判若两人。这张照片是季娜依达·瓦西里耶夫娜从前线寄给母亲的：胸前已佩上了第一枚“勇敢”奖章。那几张照片则是在胜利那天拍的……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印象最深的是她们神态的变化，从轻柔的稚气线条到成熟女性的目光，甚至还含有某些坚毅的严厉。很难相信这些神态的变化是在短短的几个月或几年中间完成的。在和平的年代，这种变化要到中年以后才能呈现。
战争改变了她们，战争也造就了她们，因为她们在形成个性和树立世界观的年龄里赶上了战争。战争使她们大开眼界，所见所闻是很多人通常见不到的，更不要说是女人了。战争迫使她们思考很多问题，比如：善与恶，生与死。有些问题一个人往往得在暮年方能多少做出一点回答，而她们才刚刚开始生活，就必须要回答这些问题了……
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回忆说：
“我们攻占了一个村庄，那儿留下了一所德国人的医院。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院内挖了一个大坑，里面有一些被枪毙的德国伤兵——在逃跑之前，德国人杀死了自己的伤员。只有一个病房的伤员留了下来，看来是他们没来得及动手杀掉他们，也可能是存心抛弃他们，反正他们都没有腿脚。
“我们走进病房时，德国伤兵们都用仇视的目光看着我们，大概他们以为我们是来要他们的命的。翻译告诉他们，我们不杀害伤员，而且给予治疗，这时有个伤员提出要求说，他们三天三夜滴水未进了，三天没有换药了……我走过去一瞧，果然不错，真是太危险了。德军医生早就不管他们了，伤口化脓腐烂，绷带都长到肉里去了。”
“你们怜悯他们吗？”
“我不能把当时的心情说成是怜悯。怜悯，这毕竟是一种同情，而我只不过是不想对他们施暴行就是了。我们那儿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有个战士，法西斯残酷地折磨他的家人，活活烧死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于是他打了某个俘虏，神经实在忍受不了才动手打的。就是对这件事，我觉得也不应该，所以去保护了那个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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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在给伤员包扎，边上躺着一个法西斯。我以为他已死了，根本没去注意他。不料他只是受了伤，还想杀死我。我发觉有谁在后面动我，赶忙转过身一看，飞起一脚踢掉了他的冲锋枪。我没有打死他，也没给他包扎，就走开了。那家伙是腹部受伤……”
季娜依达·瓦西里耶夫娜继续说：
“我正在背伤员，突然发现有两个德国鬼子从一辆轻型坦克里爬出来。坦克被打坏了，而他们显然没及时跳出来。只差一秒钟，——要是我没有及时射击，我和伤员就被他们开枪打死了。事情总是那么突然，情况似乎很凶险，但更令人憎恨：他们为什么要到我们的国土上来，来干什么？可是你若亲手杀死他们，又害怕得很……
“战斗结束了，上百名哥萨克都从马鞍上跳下来。可是这时奥丽雅却不见了。我逢人便问，到处都查看过了，我最后一个离开战场。天已经黑了，奥丽雅仍没找见……大伙儿说，由他们负责抬伤员。于是我什么都不做，只是一个劲儿寻找她。我留在大队人马后面，耐着性子等候姐姐，可怎么也不见她的踪影。我哭了起来：难道第一次战斗就把姐姐弄丢了？她到哪儿去了?她出什么事儿了?也许她正在什么地方快死了，在呼唤我……
“奥丽雅深夜才追上我们。见到我们姐妹俩重逢，连哥萨克们都哭了。我们吊在对方的脖子上，不肯分开。到这时我们才明白，我们不能在一个连队，双方都受不了。最好是分开，不见面。如果一个人在另一个人眼前死去，那么我们肯定经受不住这种打击。于是我们决定，我得申请到别的连队去。”
“把您调走了吗？”
“是的，我们俩分开作战。起初是在不同的骑兵连，后来甚至不在同一个师了。但只要有机会，就互相转达问候，了解一下对方是否还活着……”
在我们坐着的大房间里，四面墙壁挂满了姐妹俩在战前和前线的放大照片。在我面前这张照片上，她们还是中学生——戴着太阳帽，捧着鲜花，这是在战争爆发前两周拍的一张照片。这是两张纯朴而又带孩子气的面孔，笑盈盈的，因为等候揿快门而稍稍显得有点儿一本正经。在旁边的照片上，她们已经穿起了哥萨克的斗篷和骑兵的毡靴。这几张照片是四二年拍摄的，时间上虽然只隔了一年，但面孔却大变样了，简直判若两人。这张照片是季娜依达·瓦西里耶夫娜从前线寄给母亲的：胸前已佩上了第一枚“勇敢”奖章。那几张照片则是在胜利那天拍的……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印象最深的是她们神态的变化，从轻柔的稚气线条到成熟女性的目光，甚至还含有某些坚毅的严厉。很难相信这些神态的变化是在短短的几个月或几年中间完成的。在和平的年代，这种变化要到中年以后才能呈现。
战争改变了她们，战争也造就了她们，因为她们在形成个性和树立世界观的年龄里赶上了战争。战争使她们大开眼界，所见所闻是很多人通常见不到的，更不要说是女人了。战争迫使她们思考很多问题，比如：善与恶，生与死。有些问题一个人往往得在暮年方能多少做出一点回答，而她们才刚刚开始生活，就必须要回答这些问题了……
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回忆说：
“我们攻占了一个村庄，那儿留下了一所德国人的医院。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院内挖了一个大坑，里面有一些被枪毙的德国伤兵——在逃跑之前，德国人杀死了自己的伤员。只有一个病房的伤员留了下来，看来是他们没来得及动手杀掉他们，也可能是存心抛弃他们，反正他们都没有腿脚。
“我们走进病房时，德国伤兵们都用仇视的目光看着我们，大概他们以为我们是来要他们的命的。翻译告诉他们，我们不杀害伤员，而且给予治疗，这时有个伤员提出要求说，他们三天三夜滴水未进了，三天没有换药了……我走过去一瞧，果然不错，真是太危险了。德军医生早就不管他们了，伤口化脓腐烂，绷带都长到肉里去了。”
“你们怜悯他们吗？”
“我不能把当时的心情说成是怜悯。怜悯，这毕竟是一种同情，而我只不过是不想对他们施暴行就是了。我们那儿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有个战士，法西斯残酷地折磨他的家人，活活烧死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于是他打了某个俘虏，神经实在忍受不了才动手打的。就是对这件事，我觉得也不应该，所以去保护了那个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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