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贰五一章 陈部长的谋划（2 / 4）
只要是在台湾歷经过民主发展歷程的傢伙，怎么可能和共党合作呢？耽误中国的发展时间不说，还白死几千万人！所以王绍屏唯一的选择就是延续中华民国的国运了。当然延续中华民国国运，也不见得要和南京合作，尤其是在台湾民主化之后，一般舆论和教科书上的内容都对老蒋不太友善，身为廿二世纪出生的王绍屏，当然也不可能对委员长有多亲密。只不过从现实上来考虑的话，假如直接反对国府统治，那他就得自己直接面对军阀。如果要平定军阀，那就是没完没了的内战…。虽然对王家来说，平息内战没那么困难，但怎么处理这些军阀头子呢？全杀光吗？那他们的家族呢？也全夷平吗？不要说廿二世纪了，光是在这个时代，就是骇人听闻的是大事件了，除了搞类似文革那种玩法，把年轻人都拉下水，让红卫兵去弄，才有可能。这也证明了，老毛还是比老蒋高明，搞得全中国天翻地覆，人家还能继续当「伟人」！不过，即便整人再怎么高明，单以王绍屏的信念来看，这样弄得天下大乱的作法，和他想要在中国平稳推行民主制度的想法，可是完全不一致了！
在台湾民主思想的薰陶下，王绍屏很明白的知道，中国大陆的民主花了很长的时间一直建立不起来，不是中国人不适合民主制度，台湾、新加坡、香港不就都行的通？遑论移民欧美的侨民，也不都是适应了？人多也不是问题，民主和人多不多没关係，人多可以落实地方自治，大不了採行联邦制就好。其主要原因还是在无论统治阶层或老百姓都没有心，要真正落实民主制度。统治者贪权，在野民眾缺乏承担公共事务的责任感。毕竟民主制度是一种全民参与的制度，而非只有选举当中的投票行为而已。
老百姓缺乏民主概念，不单单是缺乏知识而已。知识可以教育，但习惯却得透过示范、探索彼此底线才能养成。而恰恰好，民主制度的建立，最重要的就是民主习惯的建立。什么是民主习惯呢？简单说，就是自由、责任和法律解决三种习惯。人身、财產、思想等基本自由不受侵犯是民主的基石，没有这些就没有独立人格，当然就谈不上民主。中国老百姓习惯表面顺从，背后干譙，根本不敢，也不愿意试探维护自由地法律底线在哪，尤其对官府更是如此，因此恶法良法一体遵守。
顺从就不会积极维护自己的权益，官员更是理所当然地恣意而为。台湾的经验一开始就是老百姓敢反抗，当然也得政府真正落实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退让政策。知道老百姓能和平表达不满，之后，维护权益的概念才开始深入人心，无论是平头老百姓或是官员，才能形成一种「你抗议，我改进」民主习惯。不过政府的退让是另外一种由上而下建立民主制度的因素，得后面再说。
有了捍卫自身自由的概念，才会开始担负起公民的责任，从选举、参选到公民复决，在在都需要极大对公共事务的责任感。不然选举就只是买票卖票横行的形式主义；参选就只是既得利益者分赃的游戏；公民复决根本不会通过，因为参与的人数永远低于门槛…。
台湾的法治一直遭人詬病，除了制度的问题之外，基本上是全民都没有建立起法律解决衝突的概念。美国人任何一件小事，包含邻居太吵，都可以上法庭。但华人就怕打官司，加上打官司成本过高，裁判费、律师费都贵的吓人，在台湾，没有十万台币以上的费用，根本打不起一场民事官司。政府更是推波助澜，不想方设法降低打官司门槛，却反其道而行推动调解制度。其实官司越打，老百姓会越理性，不会让小小衝突演变成像仇人一样，因为大家会习惯：「有衝突，法院见。」自然而然就不会把打官司视为一种报復，而是很理性的将它视为解决纠纷的一种公平合理的仲裁方式。进而司法的威信才能建立，才能真正与行政和立法并行，达到三权分立的目的，不再视为是行政权的附庸。
由于缺乏这些民主习惯的基础，所以由下而上推动民主制度的基础不存在，因此想像美国一开始就建立较为先进地共和制的机会很渺茫。
如果要採取上而下的推动，就需要做到两件事，一是掌权者的忍让，或者说妥协；二是建立朝野非武装对话的习惯。前面的概念来自英国，英国王室对贵族和大资本家的退让，才让大宪章有机会通过。后面的概念则是以法国大革命作为反面的教材，法国就是朝野不同阵营的革命党人不断武装对抗，人们觉得不安定，才会让共和制度摇摇欲坠，让集权皇权能不断復辟。
政治制度通常是不断的演进，民主的歷程也是，想要靠革命就一次到位，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运气非常好的美国，刚开始建国的宪法也只有七条，不能说多完美。但即便靠着不断创造的宪法修正案来改进，最后还是打了一场南北战争，才让整个政治制度稳固下来。美国是如此，缺乏民主政治经验的中国如果缺乏妥协机制所形成的沟通对话管道，那又得打多久的内战呢？光是台湾从解严前，警察对示威群眾，打不还口骂不还手开始；整个街头运动的动盪、衝突，大概还是花了快十年，才逐渐变成嘉年华会式的假日街头游行示威。更何况现今中国，满山遍野都是有枪的草头王呢？
王绍屏孜孜不倦想要在这个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彻底落实民主制度的初衷，来自于他在刚到这个时代，看到衣不蔽体而且被日军追杀的董家村村民。他知道中国要强大，靠的是科学、经济和军事，但要长期让老百姓有饭吃，过上幸福的日子，却得靠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政治能不断反省，纠正制度上的缺失、政府行政的错误。其他制度，无论帝制、寡头，还是什么一党专政…，都完全做不到。要这些尝到权力滋味的傢伙，低头认错，修正他们的施政错误，那真的比登天还难。或许民主制度、议会政治效率比较低，但民间活力将会远远超过政府。小政府、大民眾，其实发展上的爆发力不会输给权力集中制。不过前提是，全民必须先习惯民主运作的方式，否则小政府将会被民间大资本家给控制，大民眾也会被资本家控制的媒体洗脑…，房价高升就是一个例子。政府不敢真正推动实价课税，媒体在高房价时代，还敢鼓吹台湾房价低于亚洲邻近各国，让屋主、建商都有了涨价的期待…。降低房价，办法很多，但国会没人敢立法，连复决都没民眾或团体愿意推动…，原因很简单，缺乏公民责任感，怕得罪人，给自己找麻烦。但其实民主政治就是利益妥协政治，有利益衝突，本来就很正常，但大家不习惯在议会、法院里谈，总是习惯动用檯面下的黑幕动作…。
台湾经验，让王绍屏总结出来三个建立民主制度的不二法门来实现他的理想，分别是时间、沟通练习和示范。特别是时间。柴米油盐酱醋茶是个别人类的生活，而政治是公眾的生活，内容不过是解决个体或群体之间的衝突或合作。茶米油盐酱醋茶需要天天有，衝突和合作也是天天发生，所以有人就将政治运作的制度称为游戏规则，意味着大家必须按照这些规则才能把公眾生活过下去。称为规则，就不老是变来变去，必须能让人长期遵守，否则今天合法，明天取缔，那大家还怎么玩？台湾人可能不大熟悉，大陆同胞就清楚了，今天改革，明天反右，所有人徨徨不可终日，才有所谓「伟人」南巡定调。不过，民主制度不应该是靠某个人定调，靠得的是意见相左的眾人大家慢慢谈出结果。
任何人接触新的游戏，通常都得玩好几次，直到熟悉这款游戏为止，才能适应，才能玩好。所以改变政治制度，怎么可能朝夕革命就能成功呢？没实践过民主制度的人们，又怎么能一口咬定自己这群人不适合这个制度呢？无论什么新制度都需要全民一段时间的适应，一代人不行，那就两代人，直到习惯根深蒂固为止。
尤其民主制度，这个制度讲求的是忍让，忍什么？忍着脾气，在商谈的时候不会忍不住挥出愤怒的拳头；让什么？民主制度就不讲求包赢，而是双赢，必须双方都满意，最少也得不满意但能接受的达成基本共识。所以谈判协商的过程，寻求的是交换、妥协。凡事有捨才有得，如果要大家都听自己的，自己百分之百掌控一切，那就是专制独裁了。而其他人都将不满放在心中，即便一开始很有效率，一个人或少数人的意志决定一切嘛！能不有效率吗？但其他人的不满累积到一个程度，恐怕不会让这个制度运行多久…。
基于这样的认知，王绍屏很清楚，如果不推动民主，自己现在努力的一切，即便使用武力振摄，能维持几代人，最后还是得灰飞烟灭。所以他才会想到运用「分省自治」作为对话沟通桥梁的主张，开始让各个政见不同的政治人物有一个和平对话的练习机会，以便让他们逐步养成民主妥协的习惯，不至于动輒拔枪相向。中国自古以来一向不缺独裁者，但却缺乏一个强大的平衡、仲裁者，平衡各方武人，仲裁各地方纠纷，然后让民主思想与制度能逐步落实。而王绍屏决定扮演这样的角色，不单单因为他的根在海外，还有他的理念和坚持。
而他推动的这项制度有别于过去「联省自治」那种佔山为王，以地方势力利益优先，并相互勾结自保的概念。他的主张比较像是建立类似美国参议院模式的「联省会议」，以十年为期，暂时取代国会的地位。为什么要暂时取代国会呢？因为中国人还完全不了解国会存在的意义。国会存在的目的就是代表着地方利益的折衝樽俎，以美国来说，无论是以州为单位派出人数相等的各州代表，还是以人口为基数进行选举的眾议员，都是以地方利益为出发点。参议院成立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代表州的利益，那么人口怎么代表地方利益呢？不要忘了，人口代表着地方行政区的层级，人口少叫村，稍大一点的叫乡，再大一点就称为镇，之后无论县、市都是以人口为基础，地域大小倒在其次。而眾议会的存在就是代表着地方行政区郡、区的利益，万一州和郡、区的利益不符，那么眾议员代表的就是更基层的民意。所以美国一开始的制度就很清楚，参议院代表着州利益，所以管外交、国防等联邦事务，而其他内政就交给眾议会。万一有重大事件，则必须通过参、眾两院的联合通过或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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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民主思想的薰陶下，王绍屏很明白的知道，中国大陆的民主花了很长的时间一直建立不起来，不是中国人不适合民主制度，台湾、新加坡、香港不就都行的通？遑论移民欧美的侨民，也不都是适应了？人多也不是问题，民主和人多不多没关係，人多可以落实地方自治，大不了採行联邦制就好。其主要原因还是在无论统治阶层或老百姓都没有心，要真正落实民主制度。统治者贪权，在野民眾缺乏承担公共事务的责任感。毕竟民主制度是一种全民参与的制度，而非只有选举当中的投票行为而已。
老百姓缺乏民主概念，不单单是缺乏知识而已。知识可以教育，但习惯却得透过示范、探索彼此底线才能养成。而恰恰好，民主制度的建立，最重要的就是民主习惯的建立。什么是民主习惯呢？简单说，就是自由、责任和法律解决三种习惯。人身、财產、思想等基本自由不受侵犯是民主的基石，没有这些就没有独立人格，当然就谈不上民主。中国老百姓习惯表面顺从，背后干譙，根本不敢，也不愿意试探维护自由地法律底线在哪，尤其对官府更是如此，因此恶法良法一体遵守。
顺从就不会积极维护自己的权益，官员更是理所当然地恣意而为。台湾的经验一开始就是老百姓敢反抗，当然也得政府真正落实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退让政策。知道老百姓能和平表达不满，之后，维护权益的概念才开始深入人心，无论是平头老百姓或是官员，才能形成一种「你抗议，我改进」民主习惯。不过政府的退让是另外一种由上而下建立民主制度的因素，得后面再说。
有了捍卫自身自由的概念，才会开始担负起公民的责任，从选举、参选到公民复决，在在都需要极大对公共事务的责任感。不然选举就只是买票卖票横行的形式主义；参选就只是既得利益者分赃的游戏；公民复决根本不会通过，因为参与的人数永远低于门槛…。
台湾的法治一直遭人詬病，除了制度的问题之外，基本上是全民都没有建立起法律解决衝突的概念。美国人任何一件小事，包含邻居太吵，都可以上法庭。但华人就怕打官司，加上打官司成本过高，裁判费、律师费都贵的吓人，在台湾，没有十万台币以上的费用，根本打不起一场民事官司。政府更是推波助澜，不想方设法降低打官司门槛，却反其道而行推动调解制度。其实官司越打，老百姓会越理性，不会让小小衝突演变成像仇人一样，因为大家会习惯：「有衝突，法院见。」自然而然就不会把打官司视为一种报復，而是很理性的将它视为解决纠纷的一种公平合理的仲裁方式。进而司法的威信才能建立，才能真正与行政和立法并行，达到三权分立的目的，不再视为是行政权的附庸。
由于缺乏这些民主习惯的基础，所以由下而上推动民主制度的基础不存在，因此想像美国一开始就建立较为先进地共和制的机会很渺茫。
如果要採取上而下的推动，就需要做到两件事，一是掌权者的忍让，或者说妥协；二是建立朝野非武装对话的习惯。前面的概念来自英国，英国王室对贵族和大资本家的退让，才让大宪章有机会通过。后面的概念则是以法国大革命作为反面的教材，法国就是朝野不同阵营的革命党人不断武装对抗，人们觉得不安定，才会让共和制度摇摇欲坠，让集权皇权能不断復辟。
政治制度通常是不断的演进，民主的歷程也是，想要靠革命就一次到位，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运气非常好的美国，刚开始建国的宪法也只有七条，不能说多完美。但即便靠着不断创造的宪法修正案来改进，最后还是打了一场南北战争，才让整个政治制度稳固下来。美国是如此，缺乏民主政治经验的中国如果缺乏妥协机制所形成的沟通对话管道，那又得打多久的内战呢？光是台湾从解严前，警察对示威群眾，打不还口骂不还手开始；整个街头运动的动盪、衝突，大概还是花了快十年，才逐渐变成嘉年华会式的假日街头游行示威。更何况现今中国，满山遍野都是有枪的草头王呢？
王绍屏孜孜不倦想要在这个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彻底落实民主制度的初衷，来自于他在刚到这个时代，看到衣不蔽体而且被日军追杀的董家村村民。他知道中国要强大，靠的是科学、经济和军事，但要长期让老百姓有饭吃，过上幸福的日子，却得靠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政治能不断反省，纠正制度上的缺失、政府行政的错误。其他制度，无论帝制、寡头，还是什么一党专政…，都完全做不到。要这些尝到权力滋味的傢伙，低头认错，修正他们的施政错误，那真的比登天还难。或许民主制度、议会政治效率比较低，但民间活力将会远远超过政府。小政府、大民眾，其实发展上的爆发力不会输给权力集中制。不过前提是，全民必须先习惯民主运作的方式，否则小政府将会被民间大资本家给控制，大民眾也会被资本家控制的媒体洗脑…，房价高升就是一个例子。政府不敢真正推动实价课税，媒体在高房价时代，还敢鼓吹台湾房价低于亚洲邻近各国，让屋主、建商都有了涨价的期待…。降低房价，办法很多，但国会没人敢立法，连复决都没民眾或团体愿意推动…，原因很简单，缺乏公民责任感，怕得罪人，给自己找麻烦。但其实民主政治就是利益妥协政治，有利益衝突，本来就很正常，但大家不习惯在议会、法院里谈，总是习惯动用檯面下的黑幕动作…。
台湾经验，让王绍屏总结出来三个建立民主制度的不二法门来实现他的理想，分别是时间、沟通练习和示范。特别是时间。柴米油盐酱醋茶是个别人类的生活，而政治是公眾的生活，内容不过是解决个体或群体之间的衝突或合作。茶米油盐酱醋茶需要天天有，衝突和合作也是天天发生，所以有人就将政治运作的制度称为游戏规则，意味着大家必须按照这些规则才能把公眾生活过下去。称为规则，就不老是变来变去，必须能让人长期遵守，否则今天合法，明天取缔，那大家还怎么玩？台湾人可能不大熟悉，大陆同胞就清楚了，今天改革，明天反右，所有人徨徨不可终日，才有所谓「伟人」南巡定调。不过，民主制度不应该是靠某个人定调，靠得的是意见相左的眾人大家慢慢谈出结果。
任何人接触新的游戏，通常都得玩好几次，直到熟悉这款游戏为止，才能适应，才能玩好。所以改变政治制度，怎么可能朝夕革命就能成功呢？没实践过民主制度的人们，又怎么能一口咬定自己这群人不适合这个制度呢？无论什么新制度都需要全民一段时间的适应，一代人不行，那就两代人，直到习惯根深蒂固为止。
尤其民主制度，这个制度讲求的是忍让，忍什么？忍着脾气，在商谈的时候不会忍不住挥出愤怒的拳头；让什么？民主制度就不讲求包赢，而是双赢，必须双方都满意，最少也得不满意但能接受的达成基本共识。所以谈判协商的过程，寻求的是交换、妥协。凡事有捨才有得，如果要大家都听自己的，自己百分之百掌控一切，那就是专制独裁了。而其他人都将不满放在心中，即便一开始很有效率，一个人或少数人的意志决定一切嘛！能不有效率吗？但其他人的不满累积到一个程度，恐怕不会让这个制度运行多久…。
基于这样的认知，王绍屏很清楚，如果不推动民主，自己现在努力的一切，即便使用武力振摄，能维持几代人，最后还是得灰飞烟灭。所以他才会想到运用「分省自治」作为对话沟通桥梁的主张，开始让各个政见不同的政治人物有一个和平对话的练习机会，以便让他们逐步养成民主妥协的习惯，不至于动輒拔枪相向。中国自古以来一向不缺独裁者，但却缺乏一个强大的平衡、仲裁者，平衡各方武人，仲裁各地方纠纷，然后让民主思想与制度能逐步落实。而王绍屏决定扮演这样的角色，不单单因为他的根在海外，还有他的理念和坚持。
而他推动的这项制度有别于过去「联省自治」那种佔山为王，以地方势力利益优先，并相互勾结自保的概念。他的主张比较像是建立类似美国参议院模式的「联省会议」，以十年为期，暂时取代国会的地位。为什么要暂时取代国会呢？因为中国人还完全不了解国会存在的意义。国会存在的目的就是代表着地方利益的折衝樽俎，以美国来说，无论是以州为单位派出人数相等的各州代表，还是以人口为基数进行选举的眾议员，都是以地方利益为出发点。参议院成立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代表州的利益，那么人口怎么代表地方利益呢？不要忘了，人口代表着地方行政区的层级，人口少叫村，稍大一点的叫乡，再大一点就称为镇，之后无论县、市都是以人口为基础，地域大小倒在其次。而眾议会的存在就是代表着地方行政区郡、区的利益，万一州和郡、区的利益不符，那么眾议员代表的就是更基层的民意。所以美国一开始的制度就很清楚，参议院代表着州利益，所以管外交、国防等联邦事务，而其他内政就交给眾议会。万一有重大事件，则必须通过参、眾两院的联合通过或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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