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贰零九章 纠结成了主旋律（2 / 3）
贾米森在曾昭吉说完之后，立刻仿效戈思默的说法，也积极表态会促使英国内阁通过对王氏集团更有利条件的协议。由于这两位英法特使的不断暗示，是头猪也明白他们投效王家的企图，于是王绍屏大方的说：「如果真让我接任国际联盟秘书长，未来还得仰仗两位帮我打理秘书处。」他的表态让两名特使欣喜若狂，说了几句客套话，立刻告辞，各自回招待会馆去打听当前国内讨论的进展，以便随时向王家通报最新消息。
两人离开后，曾昭吉有点纠结的对王绍屏说：「台生啊！你真的要重用这两名洋人吗？要记得老祖宗的老话…。」
曾昭吉还没说完，王绍屏就笑笑说：「师父，如果我们要接掌国际联盟，我们就得改改观念，毕竟国际组织可能不是我们玩得转的玩意儿，有英法背景的人帮我们，起码让列强能够放心一点。而且这次您也去过美国，你看那个国家哪有什么种族主体？它就是一个民族大熔炉。如果我们能像美国或过去唐朝一样具有开阔的胸襟与自信，我想我们一定能很快在各方面赶上欧美，再创汉唐盛世。」
来自后世已经国际化台湾的王绍屏和黄潮生并不像长辈团那么排外，有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想法。这是涉及价值观的问题，和爱不爱国无关。台湾是个移民社会，和美国类似，所以对于国际化的接受度很高。加上对于民族主义的观念和这个时代已经有些不同，台湾人在歷经威权统治、民主变革，他们更重视生活价值为主的文化性民族精神，而非基于种族的狭隘民族主义。
这也就是后世的强国和独立主义者双方都想用民族主义拉拢或煽动台湾一样。无论是强国温馨的一家人或是独立派的悲情被压迫牌，大部分的台湾人不大受影响。即便有，也非常的短暂，激情过后往往就烟消云散。这种价值观，让老外在台湾也过得很自在。包含大陆和东南亚的新移民，在歷经一些歧视的抗议之后。后来也因为受到台湾人的重视，积极改善他们的权益，包含让他们的子女学习母语之类的改革之后，也陆续融入这个小熔炉。
不受民族主义的煽动，不是说台湾人没立场。而是大部分想煽动的人，看不清楚台湾人不断演进成形的社会价值观。一开始国府播迁来台对于民族主义的宣扬就不如对抗共產主义的宣传来的重视。廿世纪七零年代因为国府处境日益艰难，台湾在风雨飘摇之际拍了许多抗日的爱国电影，但没多久爱国电影就转向军校、新兵训练营的主题居多。一方面当然是顾及与日本的关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认同感的问题，纯民族主义的抗日主题在台湾经济起飞的年代，实在和社会脱节太多。
不只台湾，其实整个华人的价值观自古以来就是以实用为主，要出现极端民族主义是非常困难的，通常都只是对当代有着实用性的因素，特定时间曇花一现的时代產物而已。这不是说华人功利，而是华人更重视生活价值与文化内涵，而这两者是中华文化圈发展的基础。
民族主义比较像是宗教信仰，对自己民族的高度崇拜，对外部势力的排斥…，这和缺乏宗教信仰的中华民族是格格不入的，起码在满清之前是这样的。但即便满清入关之后，虽然以夷狄之辨扩大到排斥一切外来事物，但起码在还任用了明朝洋官汤若望担任清朝第一任钦天监监正。
易中天在论述华人是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时，说华人是「信而不仰、仰而不信」，信而不仰指的是孔子的「祭如在」观念，也就是相信鬼神存在，只在祭祀的当下。祭祀一结束，立刻回復到「子不语」，也就是俗语常说的「心诚则灵」，当然不信则不灵。儒家思想对于信仰就是这样子实用主义！而仰而不信，则是说明中国人对信仰的功利主义的运用。心诚则灵的目的得是有求必应，只要有求必应，那么香火一定鼎盛。如果所求不应，华人的态度不是坚定信仰，而是换个神明。但是换个神明，也不是意味着就把原来的菩萨、神明丢了，而是再多找个专业的来信。比如要考试，原来拜关公的，这些也得求求文昌帝君；想要孩子的，本来拜妈祖，但考虑到林默娘没结过婚，那就得拜拜祝生娘娘。这也能说明为什么华人的供桌上，道教神明和佛教菩萨能够并存。庙里面除了主祀的主神之外，还有那么多陪祀的神明。
在这方面，台湾几乎完整地保留了这个传统，甚至发扬光大。易中天曾提到台湾人喜欢拜小庙的习惯，说是大庙处理大事，小庙专办个人琐事。其实他了解的还不够深入，台湾人更喜欢拜神坛，尤其是求明牌。但是这和办大小事无关，而是骨子里的儒家思想是非观的作祟。为了私利，求神明帮忙，尤其是赌博这种事，那是羞于向大庙神明啟齿。只有向小庙、阴庙求助，付出一点代价，捐些香火钱…等等，期望能得到相当的回报。当然，台湾人对大庙的态度也类似，只要理由正当，台湾人还是经常走大庙，不然重塑金身、打造金牌也不会在大型庙宇里层出不穷、屡见不鲜了。甚至很多大庙就是从神坛、小庙慢慢发展起来的。
继承了中华文化当中文化高于种族，柔和了民主政治的选择思考；宗教和民族主义在台湾人看来是一回事，民族主义最多在选举前听听就好，但实际投票的时候，就可以看出台湾人的理智与现实，尤其是对生活不满时的理性思考。观看歷届选举，其实政党更迭和意识型态几乎没有关係，相信有关係的多半是自欺欺人。小一点的投票，比方村里长，还有人情包袱的压力。但举凡大型选举，施政不佳，生活品质下降，才是政党轮替的关键。而对于这种对于生活价值的守护，除了展现在选举外，也逐渐成了台湾最主要的民族意识，取代了极端民族主义，因此台湾人才寧愿在某些议题上能够容忍模糊，不希望有明确的答案。尤其当模糊的时候，能确保生活现状(包含施政)，那么它就会成为台湾人民多数的选择。所以统独双方要取得台湾人心，其实应该从这方面着手…，算了！这和王绍屏无关。虽然和黄潮生沾上边，但他烦恼的事情比这一丁点小事大多了，还是交给黄潮生的小女儿黄慧屏去处理吧！不过，那就是另一段故事了。
王绍屏继承了台湾价值观的传统，所以他对贾米森和戈思默的投靠，并没有感到什么不齿，而是真心的接纳他们。毕竟当时华人社会教育太不普及，尖端人才太少了。洋人的投靠，可以弭补这个短板。
贾米森和戈思默不算变节地偏袒王家，英国和法国都还不大清楚。但英国内阁却已经为了王家的要求而吵翻天。
「我坚决地反对财政大臣张伯伦在电报里的提议，用国联的秘书长来换取王氏集团的二次贷款，这将是外交上短视的作法。王家有钱，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如果再让杰克‧王取得不亚于国家的国际正式地位，他就有能力号召其他国家和大英帝国对抗！」算是政敌的枢密院议长鲍德温非常讶异，他都还没开口。和张伯伦在上次託管问题上，算是同一阵线的自由国家党的外务大臣约翰‧西蒙子爵，竟然没有声援「同党」，而是率先闹起了内鬨？
让他更讶异的还在后面，一向个性保守、温和，而且立场中立的保守党陆军大臣道格拉斯‧霍格子爵这次竟然立场鲜明的支持张伯伦的越洋提议：「我认为亚瑟(张伯伦名)这次的提议是个好方法，王家如果进入国际联盟体系，不一定就会和大英帝国对抗。至少到目前为止王家对大英帝国一向很友善。何况加入国联体系，他们就得受到体系内的规则制约，甚至得负担起国际责任。这样一来，在面对现在德国可能的重新武装，他们也得承担一部分限制德国武装化的责任。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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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离开后，曾昭吉有点纠结的对王绍屏说：「台生啊！你真的要重用这两名洋人吗？要记得老祖宗的老话…。」
曾昭吉还没说完，王绍屏就笑笑说：「师父，如果我们要接掌国际联盟，我们就得改改观念，毕竟国际组织可能不是我们玩得转的玩意儿，有英法背景的人帮我们，起码让列强能够放心一点。而且这次您也去过美国，你看那个国家哪有什么种族主体？它就是一个民族大熔炉。如果我们能像美国或过去唐朝一样具有开阔的胸襟与自信，我想我们一定能很快在各方面赶上欧美，再创汉唐盛世。」
来自后世已经国际化台湾的王绍屏和黄潮生并不像长辈团那么排外，有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想法。这是涉及价值观的问题，和爱不爱国无关。台湾是个移民社会，和美国类似，所以对于国际化的接受度很高。加上对于民族主义的观念和这个时代已经有些不同，台湾人在歷经威权统治、民主变革，他们更重视生活价值为主的文化性民族精神，而非基于种族的狭隘民族主义。
这也就是后世的强国和独立主义者双方都想用民族主义拉拢或煽动台湾一样。无论是强国温馨的一家人或是独立派的悲情被压迫牌，大部分的台湾人不大受影响。即便有，也非常的短暂，激情过后往往就烟消云散。这种价值观，让老外在台湾也过得很自在。包含大陆和东南亚的新移民，在歷经一些歧视的抗议之后。后来也因为受到台湾人的重视，积极改善他们的权益，包含让他们的子女学习母语之类的改革之后，也陆续融入这个小熔炉。
不受民族主义的煽动，不是说台湾人没立场。而是大部分想煽动的人，看不清楚台湾人不断演进成形的社会价值观。一开始国府播迁来台对于民族主义的宣扬就不如对抗共產主义的宣传来的重视。廿世纪七零年代因为国府处境日益艰难，台湾在风雨飘摇之际拍了许多抗日的爱国电影，但没多久爱国电影就转向军校、新兵训练营的主题居多。一方面当然是顾及与日本的关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认同感的问题，纯民族主义的抗日主题在台湾经济起飞的年代，实在和社会脱节太多。
不只台湾，其实整个华人的价值观自古以来就是以实用为主，要出现极端民族主义是非常困难的，通常都只是对当代有着实用性的因素，特定时间曇花一现的时代產物而已。这不是说华人功利，而是华人更重视生活价值与文化内涵，而这两者是中华文化圈发展的基础。
民族主义比较像是宗教信仰，对自己民族的高度崇拜，对外部势力的排斥…，这和缺乏宗教信仰的中华民族是格格不入的，起码在满清之前是这样的。但即便满清入关之后，虽然以夷狄之辨扩大到排斥一切外来事物，但起码在还任用了明朝洋官汤若望担任清朝第一任钦天监监正。
易中天在论述华人是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时，说华人是「信而不仰、仰而不信」，信而不仰指的是孔子的「祭如在」观念，也就是相信鬼神存在，只在祭祀的当下。祭祀一结束，立刻回復到「子不语」，也就是俗语常说的「心诚则灵」，当然不信则不灵。儒家思想对于信仰就是这样子实用主义！而仰而不信，则是说明中国人对信仰的功利主义的运用。心诚则灵的目的得是有求必应，只要有求必应，那么香火一定鼎盛。如果所求不应，华人的态度不是坚定信仰，而是换个神明。但是换个神明，也不是意味着就把原来的菩萨、神明丢了，而是再多找个专业的来信。比如要考试，原来拜关公的，这些也得求求文昌帝君；想要孩子的，本来拜妈祖，但考虑到林默娘没结过婚，那就得拜拜祝生娘娘。这也能说明为什么华人的供桌上，道教神明和佛教菩萨能够并存。庙里面除了主祀的主神之外，还有那么多陪祀的神明。
在这方面，台湾几乎完整地保留了这个传统，甚至发扬光大。易中天曾提到台湾人喜欢拜小庙的习惯，说是大庙处理大事，小庙专办个人琐事。其实他了解的还不够深入，台湾人更喜欢拜神坛，尤其是求明牌。但是这和办大小事无关，而是骨子里的儒家思想是非观的作祟。为了私利，求神明帮忙，尤其是赌博这种事，那是羞于向大庙神明啟齿。只有向小庙、阴庙求助，付出一点代价，捐些香火钱…等等，期望能得到相当的回报。当然，台湾人对大庙的态度也类似，只要理由正当，台湾人还是经常走大庙，不然重塑金身、打造金牌也不会在大型庙宇里层出不穷、屡见不鲜了。甚至很多大庙就是从神坛、小庙慢慢发展起来的。
继承了中华文化当中文化高于种族，柔和了民主政治的选择思考；宗教和民族主义在台湾人看来是一回事，民族主义最多在选举前听听就好，但实际投票的时候，就可以看出台湾人的理智与现实，尤其是对生活不满时的理性思考。观看歷届选举，其实政党更迭和意识型态几乎没有关係，相信有关係的多半是自欺欺人。小一点的投票，比方村里长，还有人情包袱的压力。但举凡大型选举，施政不佳，生活品质下降，才是政党轮替的关键。而对于这种对于生活价值的守护，除了展现在选举外，也逐渐成了台湾最主要的民族意识，取代了极端民族主义，因此台湾人才寧愿在某些议题上能够容忍模糊，不希望有明确的答案。尤其当模糊的时候，能确保生活现状(包含施政)，那么它就会成为台湾人民多数的选择。所以统独双方要取得台湾人心，其实应该从这方面着手…，算了！这和王绍屏无关。虽然和黄潮生沾上边，但他烦恼的事情比这一丁点小事大多了，还是交给黄潮生的小女儿黄慧屏去处理吧！不过，那就是另一段故事了。
王绍屏继承了台湾价值观的传统，所以他对贾米森和戈思默的投靠，并没有感到什么不齿，而是真心的接纳他们。毕竟当时华人社会教育太不普及，尖端人才太少了。洋人的投靠，可以弭补这个短板。
贾米森和戈思默不算变节地偏袒王家，英国和法国都还不大清楚。但英国内阁却已经为了王家的要求而吵翻天。
「我坚决地反对财政大臣张伯伦在电报里的提议，用国联的秘书长来换取王氏集团的二次贷款，这将是外交上短视的作法。王家有钱，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如果再让杰克‧王取得不亚于国家的国际正式地位，他就有能力号召其他国家和大英帝国对抗！」算是政敌的枢密院议长鲍德温非常讶异，他都还没开口。和张伯伦在上次託管问题上，算是同一阵线的自由国家党的外务大臣约翰‧西蒙子爵，竟然没有声援「同党」，而是率先闹起了内鬨？
让他更讶异的还在后面，一向个性保守、温和，而且立场中立的保守党陆军大臣道格拉斯‧霍格子爵这次竟然立场鲜明的支持张伯伦的越洋提议：「我认为亚瑟(张伯伦名)这次的提议是个好方法，王家如果进入国际联盟体系，不一定就会和大英帝国对抗。至少到目前为止王家对大英帝国一向很友善。何况加入国联体系，他们就得受到体系内的规则制约，甚至得负担起国际责任。这样一来，在面对现在德国可能的重新武装，他们也得承担一部分限制德国武装化的责任。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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