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4章（1 / 2）
沈哲子从没想过单纯依靠资本力量能够完成太深刻的变革，无论任何时期、怎样的经济变革，政治先行永远是一个无法忽略的前提。隐爵的建立，前期虽然有五级三晋那种极富煽动性的理论支持，但更重要的还是庾家的权势所提供的保护和吸引力。
如今庾家权势岌岌可危，隐爵会有摇摆是肯定的。尤其行台创立在京口，这就给了许多人以错觉，似乎他们奋力一跃就能进入到中枢之内，完成家世的一个大跃迁。在这样一个形势下，政治上的进取很容易就压过对利益的需求，从而给人提供一个分化瓦解的可能。
沈哲子眼下的平静，倒不是什么故作姿态，或者说事后诸葛亮，当他决定将行台安置在京口，就已经对眼下这情况有了预料。早先因为忙于战事抢功，他只是在京口策划了中分扬州便匆匆离开，对于隐爵和商盟都没有进行更深层次的改动，事实上也是留了一个坑，希望能让更多人卷入进来。
沈哲子并不觉得那些隐爵人家力求政治上进是忘恩负义，人在合适的情况选择更大的利益是本能，而且他也乐见这些人家在政治方面表露出野心来。许多事情，本来就不能以道德为衡量标准。
历史有其偶然性，也有必然性，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会有一个过程。在原本的历史上，京口这些侨门除了类似庾氏、褚氏包括郗氏等寥寥几家在时局中找到位置显赫一时，作为一个有政治抱负的整体跃升到政治舞台上，那还要在几十年后。
可是现在京口的形势显示出来，这些人家已经有了自己的政治意图并且正在为之努力，当然这其中有那些青徐侨门拉拢的影子在内，但是这些人家的崛起，势必会瓜分固有的政治资源。那些高门以为可以鼓动这些人去达成自己的意图，其实已经走到了沈哲子给他们挖出的坟墓边缘！
第0386章 第二战场
这个年代，并没有什么太严明的阶级划分，但阶级又是确确实实存在的。高门与寒门或者直接说高门与其他人家，差距体现在了方方面面，政治上的先达，经济上的基础，文化上的垄断，舆论上的把持。
这些方方面面的差距，足以让一般人家在面对高门的时候没有争勇之心，甘为末流。一个人出身如何所带来的所谓高贵与卑微，给人造成的心理优势或者缺陷，很难通过后天的努力去补足。
这大概是一种比较朴素的遗传观点，哪怕到了精神文明建设已经极为健全的后世，一个人的家境如何仍然能够影响到别人对他的看法和期待。一个家境贫寒的人，他的成长过程注定要承受更多挑剔和挫折。
沈哲子两世为人，以他自己的感受而言，这种出身上的歧视并不是通过制度能够解决的，更近似整个社会对人心智的阉割，只要是文明的进程还是依靠血脉进行传递，就会存在。古今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后世的资源获取有更多的博弈手段，而非仅仅依靠继承，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这种出身的不平等。
可是在时下，能够提升门第对一个人的吸引力是致命的。某种程度上而言，魏晋年代因为名教的衰弱，是一个解放个性的年代。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并不只取决于他的权势如何，而是回归到一个个的姓氏上。
但是这种个性的解放并不值得吹捧，因为一个人的价值体现并不在于勇于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而是逃避现实，争相作怪。
基于这样一个现实，彼此只是合作的利益关系，并没有强烈的人身控制，也没有一个信奉不疑的大义统一思想。即便一时合作，但一旦有了更大的诱惑和更好的选择，这种合作必然要结束。
这一点，当沈哲子将隐爵进行改制，从单纯的聚敛财货转为彼此合作以促进商品流通的时候，就已经很清楚。与隐爵各家的关系仅仅只是一个利益往来输送的关系而已，不必上升到同盟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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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庾家权势岌岌可危，隐爵会有摇摆是肯定的。尤其行台创立在京口，这就给了许多人以错觉，似乎他们奋力一跃就能进入到中枢之内，完成家世的一个大跃迁。在这样一个形势下，政治上的进取很容易就压过对利益的需求，从而给人提供一个分化瓦解的可能。
沈哲子眼下的平静，倒不是什么故作姿态，或者说事后诸葛亮，当他决定将行台安置在京口，就已经对眼下这情况有了预料。早先因为忙于战事抢功，他只是在京口策划了中分扬州便匆匆离开，对于隐爵和商盟都没有进行更深层次的改动，事实上也是留了一个坑，希望能让更多人卷入进来。
沈哲子并不觉得那些隐爵人家力求政治上进是忘恩负义，人在合适的情况选择更大的利益是本能，而且他也乐见这些人家在政治方面表露出野心来。许多事情，本来就不能以道德为衡量标准。
历史有其偶然性，也有必然性，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会有一个过程。在原本的历史上，京口这些侨门除了类似庾氏、褚氏包括郗氏等寥寥几家在时局中找到位置显赫一时，作为一个有政治抱负的整体跃升到政治舞台上，那还要在几十年后。
可是现在京口的形势显示出来，这些人家已经有了自己的政治意图并且正在为之努力，当然这其中有那些青徐侨门拉拢的影子在内，但是这些人家的崛起，势必会瓜分固有的政治资源。那些高门以为可以鼓动这些人去达成自己的意图，其实已经走到了沈哲子给他们挖出的坟墓边缘！
第0386章 第二战场
这个年代，并没有什么太严明的阶级划分，但阶级又是确确实实存在的。高门与寒门或者直接说高门与其他人家，差距体现在了方方面面，政治上的先达，经济上的基础，文化上的垄断，舆论上的把持。
这些方方面面的差距，足以让一般人家在面对高门的时候没有争勇之心，甘为末流。一个人出身如何所带来的所谓高贵与卑微，给人造成的心理优势或者缺陷，很难通过后天的努力去补足。
这大概是一种比较朴素的遗传观点，哪怕到了精神文明建设已经极为健全的后世，一个人的家境如何仍然能够影响到别人对他的看法和期待。一个家境贫寒的人，他的成长过程注定要承受更多挑剔和挫折。
沈哲子两世为人，以他自己的感受而言，这种出身上的歧视并不是通过制度能够解决的，更近似整个社会对人心智的阉割，只要是文明的进程还是依靠血脉进行传递，就会存在。古今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后世的资源获取有更多的博弈手段，而非仅仅依靠继承，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这种出身的不平等。
可是在时下，能够提升门第对一个人的吸引力是致命的。某种程度上而言，魏晋年代因为名教的衰弱，是一个解放个性的年代。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并不只取决于他的权势如何，而是回归到一个个的姓氏上。
但是这种个性的解放并不值得吹捧，因为一个人的价值体现并不在于勇于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而是逃避现实，争相作怪。
基于这样一个现实，彼此只是合作的利益关系，并没有强烈的人身控制，也没有一个信奉不疑的大义统一思想。即便一时合作，但一旦有了更大的诱惑和更好的选择，这种合作必然要结束。
这一点，当沈哲子将隐爵进行改制，从单纯的聚敛财货转为彼此合作以促进商品流通的时候，就已经很清楚。与隐爵各家的关系仅仅只是一个利益往来输送的关系而已，不必上升到同盟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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