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7章（1 / 1）
读完这两本书后，我给阿尔文基金会[1]打了个电话，我猜对了，唐纳德报名的那门课程就是这个基金会主办的。他们能够证实唐纳德·李确实去德文郡的托利巴顿庄园上过课。顺便说一句，那里风景如画。我也去过那里，我原本会说，一位客座导师剽窃某位学生的创意的概率是百万分之一，但是眼前的这两个版本证明事实就是如此。我很同情唐纳德。说实话，他不会写作——他的语言沉闷，缺乏韵律。他使用了太多形容词，对话也没有说服力。在这两点上，艾伦的判断没错。可他不应该遭受这样的待遇。可他当时能怎么办呢？他告诉我，他给查尔斯写过信，但没有收到他的回信。这不惊讶。出版商总是会收到各种各样奇怪的信件，杰迈玛那关它就过不了。她会直接把它扔进垃圾箱。警察不会感兴趣。如果艾伦声称是他把创意告诉了唐纳德，人们会更相信他说的话。
他还能怎么办呢？也许，他可以从常春藤俱乐部的客户记录中找到艾伦的地址，千里迢迢赶到弗瑞林姆，把他推下屋顶，撕掉他新书的最后章节。如果换作我是他，我也许会做出同样的举动。
我花了上午的大部分时间阅读，而我原本打算和露西——我们的版权经理，一起吃午饭。我想和她聊聊詹姆斯·泰勒和《阿提库斯的冒险》。现在已经十二点半了，我想溜出去，在前门外的人行道上快速抽支烟——但这时我想起信件堆上的那封信——拼错我名字的那一封。我打开信封。
里面有一张照片，没有便条，没有寄信人的姓名。我拿起信封，看了看邮戳，它是从伊普斯威奇镇寄来的。
这张照片有点模糊。我猜它是手机拍摄的，在街头随处可见的快照店里放大打印出来。你可以直接插入他们的设备，假设是用现金支付，拍照的人会完全匿名。
画面上是约翰·怀特谋杀艾伦·康威的一幕。
两个人站在塔楼上。艾伦站在垛墙边缘，身体前倾。他穿着宽松的夹克和黑衬衫——就是死后被人发现时穿的那身衣服。怀特的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只要推一把，一切都将结束。
事情就是这样。谜底揭开了。我打电话给露西，取消了午餐约会。接着，我陷入沉思。
* * *
[1]阿尔文基金会，是英国推广创意写作的一个慈善机构。
侦探的工作
阅读侦探小说是一回事，成为侦探又是另一回事。我一直热爱阅读侦探小说。我不只是编辑它们。我从小到大都把它们当作消遣读物。事实上，我对它们如饥似渴。你一定有过那种感觉：外面下着雨，屋里开着暖气，你全神贯注地阅读一本书。读啊，读啊，感觉书页从指缝间一页页滑过；突然间，你右手那边的书页比左手那边薄了，你想慢些读，但还是忍不住不停地翻啊翻，直到看到那个让你几乎难以置信的结局。这就是侦探小说的独特的魅力。在出场的所有人物中，只有侦探会和读者产生一种特别的、实则独一无二的关系。我认为，这就是侦探小说能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占据特殊席位的原因。
侦探小说完全围绕真相展开：不多也不少。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当你读到最后一页，发现每一个字母i都点上了点，每一个字母t都加上了一横，这与生俱来的魅力难道不让你感觉心满意足吗？这些故事模拟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体验。我们每天都被紧张不安和模棱两可包围，我们用了半辈子时间都在试图寻求解决之道，当我们终于迎来那一刻，发现一切都讲得通了，很可能我们已经奄奄一息。几乎每一本侦探小说都能提供这种乐趣，这就是它们存在的理由。这也是《喜鹊谋杀案》令人恼火的原因。
在我能想到的其他作品中，我们都在追逐心目中英雄的脚步。间谍、士兵、浪漫主义者、冒险家。可我们和侦探肩并肩站在一起。从一开始，我们就有着相同的目标——实际上目标很简单。我们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参与其中，并不是为了钱。不信你去看歇洛克·福尔摩斯的短篇小说。他几乎从未拿过报酬，虽然他明显手头宽裕，但我不确定他为自己所做的贡献开出过哪怕一张支票。侦探当然比我们聪明。我们希望他们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美德的化身——福尔摩斯抑郁，波洛自负，马普尔小姐唐突而古怪。他们不需要有魅力。看看尼禄·沃尔夫[1]吧，他大腹便便，连从纽约的家中出门都困难，只能定做一把椅子来支撑身体的体重。布朗神父长着一张就像诺福克郡水饺[2]一样呆滞的圆脸，眼睛像北海一样空洞。上过伊顿公学，从牛津毕业的彼得·温西勋爵爷瘦弱，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还故意戴着一个单片眼镜。斗牛犬德拉蒙德也许赤手空拳就能杀死一个人（这或许是詹姆斯·邦德的灵感来源），但他也不是男性楷模。事实上，H. C.麦克尼尔描写德拉蒙德时，一语中的：“幸运地拥有令人愉悦的丑陋外表，让人立刻对它的主人产生信任。”我们不需要喜欢或是钦佩我们的侦探。我们紧跟着他们，因为我们对他们有信心。
综上所述，我都不像是一名合格的调查员。且不说我完全不够格，我可能还没有那么优秀。我已经在竭尽全力描述我见过的每一个人，听到的每一件事，还有最重要的——我全部的思考。遗憾的是，我身边没有华生、没有黑斯廷斯、没有乔伊、没有邦特、没有路易斯。[3]所以我别无选择，只能事无巨细写在纸上，其中包括这样一个事实：直到我在打开那封信，看到约翰·怀特的照片之前，我发现自己毫无进展。事实上，在更加失落的时刻，我也曾扪心自问：是否真的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我遇到的部分难题在于，我试图破解的这个谜案，既没有规律，也没有形状。如果艾伦·康威也能像对待马格纳斯·派伊爵士那样，帮忙描述一下自己的死亡经过，我相信，他会向我提供各种各样的线索、记号或是暗示，指引我前进的道路。例如，在《喜鹊谋杀案》中，花圃里的掌印、卧室里的狗项圈，还有从壁炉里找到的纸片、书桌上的左轮手枪、手写信封里的打印信件。我也许不知道它们串联起来有什么含义；但至少，作为读者，我深知它们一定有什么含义，不然它们为什么要被提及？而作为侦探，我必须亲自寻找这些线索，也许是我选错了方向，因为可供我破解的线索少得可怜：没有扯掉的扣子，没有神秘的指纹，也没有刚好无意间听到的对话。当然，我手上有艾伦寄给查尔斯的手写遗书，它装在一个打印好的信封里，和我在书中看到的那封信恰恰相反。但这有什么含义呢？他的墨水用完了？如果你读过歇洛克·福尔摩斯的故事，你可以非常肯定，虽然侦探未必会告诉你，但他心里很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但在这个案件中，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返回顶部↑
他还能怎么办呢？也许，他可以从常春藤俱乐部的客户记录中找到艾伦的地址，千里迢迢赶到弗瑞林姆，把他推下屋顶，撕掉他新书的最后章节。如果换作我是他，我也许会做出同样的举动。
我花了上午的大部分时间阅读，而我原本打算和露西——我们的版权经理，一起吃午饭。我想和她聊聊詹姆斯·泰勒和《阿提库斯的冒险》。现在已经十二点半了，我想溜出去，在前门外的人行道上快速抽支烟——但这时我想起信件堆上的那封信——拼错我名字的那一封。我打开信封。
里面有一张照片，没有便条，没有寄信人的姓名。我拿起信封，看了看邮戳，它是从伊普斯威奇镇寄来的。
这张照片有点模糊。我猜它是手机拍摄的，在街头随处可见的快照店里放大打印出来。你可以直接插入他们的设备，假设是用现金支付，拍照的人会完全匿名。
画面上是约翰·怀特谋杀艾伦·康威的一幕。
两个人站在塔楼上。艾伦站在垛墙边缘，身体前倾。他穿着宽松的夹克和黑衬衫——就是死后被人发现时穿的那身衣服。怀特的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只要推一把，一切都将结束。
事情就是这样。谜底揭开了。我打电话给露西，取消了午餐约会。接着，我陷入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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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尔文基金会，是英国推广创意写作的一个慈善机构。
侦探的工作
阅读侦探小说是一回事，成为侦探又是另一回事。我一直热爱阅读侦探小说。我不只是编辑它们。我从小到大都把它们当作消遣读物。事实上，我对它们如饥似渴。你一定有过那种感觉：外面下着雨，屋里开着暖气，你全神贯注地阅读一本书。读啊，读啊，感觉书页从指缝间一页页滑过；突然间，你右手那边的书页比左手那边薄了，你想慢些读，但还是忍不住不停地翻啊翻，直到看到那个让你几乎难以置信的结局。这就是侦探小说的独特的魅力。在出场的所有人物中，只有侦探会和读者产生一种特别的、实则独一无二的关系。我认为，这就是侦探小说能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占据特殊席位的原因。
侦探小说完全围绕真相展开：不多也不少。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当你读到最后一页，发现每一个字母i都点上了点，每一个字母t都加上了一横，这与生俱来的魅力难道不让你感觉心满意足吗？这些故事模拟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体验。我们每天都被紧张不安和模棱两可包围，我们用了半辈子时间都在试图寻求解决之道，当我们终于迎来那一刻，发现一切都讲得通了，很可能我们已经奄奄一息。几乎每一本侦探小说都能提供这种乐趣，这就是它们存在的理由。这也是《喜鹊谋杀案》令人恼火的原因。
在我能想到的其他作品中，我们都在追逐心目中英雄的脚步。间谍、士兵、浪漫主义者、冒险家。可我们和侦探肩并肩站在一起。从一开始，我们就有着相同的目标——实际上目标很简单。我们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参与其中，并不是为了钱。不信你去看歇洛克·福尔摩斯的短篇小说。他几乎从未拿过报酬，虽然他明显手头宽裕，但我不确定他为自己所做的贡献开出过哪怕一张支票。侦探当然比我们聪明。我们希望他们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美德的化身——福尔摩斯抑郁，波洛自负，马普尔小姐唐突而古怪。他们不需要有魅力。看看尼禄·沃尔夫[1]吧，他大腹便便，连从纽约的家中出门都困难，只能定做一把椅子来支撑身体的体重。布朗神父长着一张就像诺福克郡水饺[2]一样呆滞的圆脸，眼睛像北海一样空洞。上过伊顿公学，从牛津毕业的彼得·温西勋爵爷瘦弱，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还故意戴着一个单片眼镜。斗牛犬德拉蒙德也许赤手空拳就能杀死一个人（这或许是詹姆斯·邦德的灵感来源），但他也不是男性楷模。事实上，H. C.麦克尼尔描写德拉蒙德时，一语中的：“幸运地拥有令人愉悦的丑陋外表，让人立刻对它的主人产生信任。”我们不需要喜欢或是钦佩我们的侦探。我们紧跟着他们，因为我们对他们有信心。
综上所述，我都不像是一名合格的调查员。且不说我完全不够格，我可能还没有那么优秀。我已经在竭尽全力描述我见过的每一个人，听到的每一件事，还有最重要的——我全部的思考。遗憾的是，我身边没有华生、没有黑斯廷斯、没有乔伊、没有邦特、没有路易斯。[3]所以我别无选择，只能事无巨细写在纸上，其中包括这样一个事实：直到我在打开那封信，看到约翰·怀特的照片之前，我发现自己毫无进展。事实上，在更加失落的时刻，我也曾扪心自问：是否真的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我遇到的部分难题在于，我试图破解的这个谜案，既没有规律，也没有形状。如果艾伦·康威也能像对待马格纳斯·派伊爵士那样，帮忙描述一下自己的死亡经过，我相信，他会向我提供各种各样的线索、记号或是暗示，指引我前进的道路。例如，在《喜鹊谋杀案》中，花圃里的掌印、卧室里的狗项圈，还有从壁炉里找到的纸片、书桌上的左轮手枪、手写信封里的打印信件。我也许不知道它们串联起来有什么含义；但至少，作为读者，我深知它们一定有什么含义，不然它们为什么要被提及？而作为侦探，我必须亲自寻找这些线索，也许是我选错了方向，因为可供我破解的线索少得可怜：没有扯掉的扣子，没有神秘的指纹，也没有刚好无意间听到的对话。当然，我手上有艾伦寄给查尔斯的手写遗书，它装在一个打印好的信封里，和我在书中看到的那封信恰恰相反。但这有什么含义呢？他的墨水用完了？如果你读过歇洛克·福尔摩斯的故事，你可以非常肯定，虽然侦探未必会告诉你，但他心里很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但在这个案件中，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