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3章（1 / 2）
我们查看了他的战时档案。他在战争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担任英国安全协调委员会里被称为“无畏的人”的史蒂芬森爵士的副手。美国的“维诺纳”的一些材料清楚地表明，苏联操纵着英国安全协调委员会内部的一帮间谍。但尽管我们绞尽脑汁地试着把埃利斯和每一个代号对号，也始终无法确定他到底是哪一个。
我进一步回溯到战前时期，搜寻埃利斯和苏联来往的更确切的线索。当时我正在研究战前时期，把它作为D 处三科的研究工作的一部分。我重读了伊丽莎白·普里茨基的自传《我们的自己人》。这本书写了她作为卢德维克·普里茨基妻子的生活经历。卢德维克·普里茨基也叫伊格纳斯·顿斯，是“伟大的非法者”集团中的一员。他曾在苏联格鲁乌四局的指挥下同彼得洛夫一起工作过，在他拒绝前往莫斯科并且叛逃后被暗杀。我第一次读这部书时用的是英文译本，但这次我研究了它的法文原版。我找出了英文译本上没有出现的一段很不寻常的叙述。伊丽莎白·普里茨基说，在二十年代末期，卢德维克有一个位居英国情报部门上层的间谍。
一九六六年，我去巴黎走访普里茨基夫人。这位相当厉害的夫人，对关于她丈夫过去事情的回忆持相当谨慎的态度，并且，对所有西方帝国主义的间谍都心存怀疑。我绕着圈子说了一通之后，提起了她书中的那一段话。我壮着胆试探地说，她一定是把日期搞错了，大概这个间谍是菲尔比吧？她变得相当恼火，吵吵嚷嚷地说我无知。
“那不是菲尔比，”她急促不安地说，“卢德维克一九二八和一九二九年间曾在阿姆斯特丹指挥过这个间谍，那时菲尔比还在军校念书呢！”
“你能认出这个人吗？”我问道，掩饰着我的兴奋。
她开始推诿。她对我说，她现在仍然忠实于“自己人”，决不会告密。
“哦不，”我告诉她，“不是那么回事，我们需要了解这事只是为了充实档案。”
我从公文包里拿出二十张照片。有些是假照片，另外一些是她丈夫的同事的，其中有一张是埃利斯二十年代中期的照片。她挑出了所有她认识的人的照片，埃利斯的也在其中。
“我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她对我说，“但我肯定这是个熟人。”
我乘公共汽车离开巴黎直奔阿姆斯特丹，去见一个叫皮克太太的女人。她是荷兰人亨利·皮克的遗漏。亨利·皮克曾以一个苏联的非法者的身份活动，战前在英国招募了几个间谍，其中包括在英国外交部担任译电员的约翰·赫伯特·金。伊丽莎白·普里茨基提议我去拜访皮克太太，或许皮克太太能对她挑选出来的照片提供一点新情况。皮克太太同普里茨基太太属于同一类型，并且显然对我的仓促来访已有戒备。她也挑出了埃利斯的照片，但拒绝说明原因。
另外就只剩一条线索了。伊丽莎白·普里茨基在她的书中谈到理查德·佐尔格在二十年代末到达英国的情况。佐尔格是苏联“非法者”的一个重要人物。二次大战期间，他在中国和日本建立了一个历史上最重要的间谍网，那次去英国的使命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她告诉我，她不知道更详细的情况，并且明显地试图阻止我去访问佐尔格的遗蠕克里斯蒂娜。她住在纽约附近一所女子学校里。我打电报给军情六处驻华盛顿的联络官史蒂芬·莫布雷，请他去拜访这位太太。
克里斯蒂娜·佐尔格虽给这副拼木玩具拼上了最后的一块，但却留下了一幅不甚清晰的画面。她确实记得佐尔格的使命，说他是去同一个非常重要的间谍会面的，虽然她对这个间谍的身份一无所知。她回忆起了一个片断——一次在伦敦的一个街角的会面。她同里基一起去和那个间谍会面，但是里基让她远远地站在后面掩护他，以免遇上麻烦。那么她能不能认出这个人呢？史蒂芬问她。她曾见过这个人，但没有看得很清楚。他给了她那些照片。
“这个人看上去眼熟，”她说，“但我不能断定，毕竟是过去那么多年的事了。”
这张照片是埃利斯的。
最后，我们审讯了埃利斯。他已经老了，声称他正在生病。因此，邦尼·潘切夫和我得到指示要以非常温和的方式进行这次审讯。好几天，埃利斯否认一切，大吵大闹，指责所有这一切都出于同事间的嫉妒。但是，当我们拿出证据——德国情报局官员的报告和窃听电话和训诫章程时，他懵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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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进一步回溯到战前时期，搜寻埃利斯和苏联来往的更确切的线索。当时我正在研究战前时期，把它作为D 处三科的研究工作的一部分。我重读了伊丽莎白·普里茨基的自传《我们的自己人》。这本书写了她作为卢德维克·普里茨基妻子的生活经历。卢德维克·普里茨基也叫伊格纳斯·顿斯，是“伟大的非法者”集团中的一员。他曾在苏联格鲁乌四局的指挥下同彼得洛夫一起工作过，在他拒绝前往莫斯科并且叛逃后被暗杀。我第一次读这部书时用的是英文译本，但这次我研究了它的法文原版。我找出了英文译本上没有出现的一段很不寻常的叙述。伊丽莎白·普里茨基说，在二十年代末期，卢德维克有一个位居英国情报部门上层的间谍。
一九六六年，我去巴黎走访普里茨基夫人。这位相当厉害的夫人，对关于她丈夫过去事情的回忆持相当谨慎的态度，并且，对所有西方帝国主义的间谍都心存怀疑。我绕着圈子说了一通之后，提起了她书中的那一段话。我壮着胆试探地说，她一定是把日期搞错了，大概这个间谍是菲尔比吧？她变得相当恼火，吵吵嚷嚷地说我无知。
“那不是菲尔比，”她急促不安地说，“卢德维克一九二八和一九二九年间曾在阿姆斯特丹指挥过这个间谍，那时菲尔比还在军校念书呢！”
“你能认出这个人吗？”我问道，掩饰着我的兴奋。
她开始推诿。她对我说，她现在仍然忠实于“自己人”，决不会告密。
“哦不，”我告诉她，“不是那么回事，我们需要了解这事只是为了充实档案。”
我从公文包里拿出二十张照片。有些是假照片，另外一些是她丈夫的同事的，其中有一张是埃利斯二十年代中期的照片。她挑出了所有她认识的人的照片，埃利斯的也在其中。
“我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她对我说，“但我肯定这是个熟人。”
我乘公共汽车离开巴黎直奔阿姆斯特丹，去见一个叫皮克太太的女人。她是荷兰人亨利·皮克的遗漏。亨利·皮克曾以一个苏联的非法者的身份活动，战前在英国招募了几个间谍，其中包括在英国外交部担任译电员的约翰·赫伯特·金。伊丽莎白·普里茨基提议我去拜访皮克太太，或许皮克太太能对她挑选出来的照片提供一点新情况。皮克太太同普里茨基太太属于同一类型，并且显然对我的仓促来访已有戒备。她也挑出了埃利斯的照片，但拒绝说明原因。
另外就只剩一条线索了。伊丽莎白·普里茨基在她的书中谈到理查德·佐尔格在二十年代末到达英国的情况。佐尔格是苏联“非法者”的一个重要人物。二次大战期间，他在中国和日本建立了一个历史上最重要的间谍网，那次去英国的使命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她告诉我，她不知道更详细的情况，并且明显地试图阻止我去访问佐尔格的遗蠕克里斯蒂娜。她住在纽约附近一所女子学校里。我打电报给军情六处驻华盛顿的联络官史蒂芬·莫布雷，请他去拜访这位太太。
克里斯蒂娜·佐尔格虽给这副拼木玩具拼上了最后的一块，但却留下了一幅不甚清晰的画面。她确实记得佐尔格的使命，说他是去同一个非常重要的间谍会面的，虽然她对这个间谍的身份一无所知。她回忆起了一个片断——一次在伦敦的一个街角的会面。她同里基一起去和那个间谍会面，但是里基让她远远地站在后面掩护他，以免遇上麻烦。那么她能不能认出这个人呢？史蒂芬问她。她曾见过这个人，但没有看得很清楚。他给了她那些照片。
“这个人看上去眼熟，”她说，“但我不能断定，毕竟是过去那么多年的事了。”
这张照片是埃利斯的。
最后，我们审讯了埃利斯。他已经老了，声称他正在生病。因此，邦尼·潘切夫和我得到指示要以非常温和的方式进行这次审讯。好几天，埃利斯否认一切，大吵大闹，指责所有这一切都出于同事间的嫉妒。但是，当我们拿出证据——德国情报局官员的报告和窃听电话和训诫章程时，他懵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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